【文/安德烈·弗爾切克  趙朗圻/譯】

新一代的“親西方英雄”和“圣徒們”顯然沒能給當今世界留下深刻印象。胡安·瓜伊多與黃之鋒的右翼傾向可以比肩特蕾莎修女，卻無法如后者般使人“信服”。

很久之前，我曾造訪過加爾各答，這也是特蕾莎修女曾工作過的地方。天主教會和西方的宣傳機器稱她為窮人服務。然而我采訪了一些私下里認識她的人，他們將特蕾莎修女描述為一個惡毒、記仇、易怒的人。當然這些說法從未被記錄下來，畢竟批評特蕾莎修女就等同于和全世界作對。

英裔美國作者Christopher Eric Hitchens是對特蕾莎修女批評最狠的作者之一。他如此直白地評論特蕾莎修女：

“這讓我們想起中世紀的腐敗教會：他們出售贖罪券給富人縱情聲色，同時向窮人傳教地獄之火與禁欲節(jié)制。特蕾莎修女從來不是窮人的朋友，她是貧窮本身的朋友。她說痛苦是上帝的禮物，她一輩子都在反對貧窮真正且唯一的解藥——女性賦權，并將她們從賴以為生的義務繁殖中解放出來。”

作為一名堅定的反共產主義和反塞族人士，特蕾莎修女據說曾游說比爾克·林頓轟炸貝爾格萊德，盡管這個說法奇跡般地在卷宗記錄中消失了。

特蕾莎修女

西方國家機器善于源源不斷地生產“反派角色”：蘇聯和中國的共產主義者，拉美的反帝國主義者，非洲和中東的愛國主義者，以及亞洲有獨立傾向的領導者們。

同時，他們也善于制造“英雄”：近乎圣徒的宗教人士，“熱愛自由的反對派領袖”，“受人民愛戴的仁慈君主”，以及親西方（并因此親“民主”）的總統(tǒng)。

近乎奇跡般地，這些榮光加身的英雄個體們的所作所為完美契合了來自倫敦、巴黎和華盛頓的期待。他們從來不會讓西方的媒體和大眾們失望，也極少失誤，仿佛有一只無形的手早已提前為他們寫好劇本。

如此的個體數以百計，但只有最成功的為全世界所知，例如特蕾莎修女，瓦茨拉夫·哈維爾，若望·保祿二世，泰國國王普密蓬·阿杜德……這個名單可以一直列下去。

事實上，西方成功制造出的這些“圣徒們”都發(fā)跡于冷戰(zhàn)時期，他們都與西方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聯系密切。曝光或是質疑他們輕而易舉，但是，再次奇跡般的，幾乎從來沒有人有勇氣這樣做，因為這意味著與西方的政治宣傳頭目們和他們在地方上的走狗們直接做對。

如今，新的偶像們登上了舞臺。

他們的做工不如他們的前任。過去的“圣徒們”堪稱政治宣傳下的杰作，他們在意識形態(tài)上幾乎刀槍不入。

如今的新人們卻常常是些廉價劣質的復制品。

最近的兩個作品包括香港的黃之鋒和委內瑞拉的胡安·瓜伊多。他們年輕，利己，激進，臉皮夠厚。他們在帝國體系下訓練有素，能夠熟練運用“政權更迭”這一最近才被命名的政治手腕。

他們兩人，一個在西方被描述為“民主領袖”，另一個自己上臺成為總統(tǒng)。

這兩人都需要公眾的認同為他們提供合理性，否則很容易找到他們在“邏輯”和政治安排上的漏洞，或是嘲笑他們的政治計劃和實施手段。

黃之鋒，香港的“民主領袖”，很明顯是西方安插在“Z世代”中的一枚棋子。他對于全球政治一無所知，也沒有任何深入的哲學見解。他是福音派的狂熱追隨者，在九龍的私立基督教學校接受教育，“參與教會團體培養(yǎng)了他的組織能力和演說能力”。他第一次參與“游行活動”是2014年（雨傘運動），他當時只有17歲。然而這個年輕迷茫的小朋友迅速被美國的反華斗士們挑中了，并在2018年提名諾貝爾和平獎，因其“在中英聯合聲明中引入政治改革內容并保護香港應有的自治和自由權利中所作出的和平努力”。

2019年8月30日，香港，“亂港”分子黃之鋒被捕。（@視覺中國）

自那時起，黃之鋒就頻繁往返于西方世界的各大城市。

黃之鋒，這位“顏色革命”的排頭兵（盡管他之前是用雨傘為自己代言），于2019年九月在德國首都柏林被拍到和“白頭盔”組織的人員會面。“白頭盔”組織是西方安插在敘利亞的另一伙雇傭兵，被認為與受西方資助的中東圣戰(zhàn)人士關系密切。值得一提的是，“白頭盔”組織也曾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

除此之外，黃之鋒也被拍到和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工作人員會面。這次會面的幾周之后，“示威者們”游行至美國領館前，要求美國將香港從中國“解放”出去；隨后游行轉向暴力和極端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