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關鍵——中國共產(chǎn)黨與中國道路》是國內首次從哲學、歷史、法學、文明、經(jīng)濟社會跨學科多角度、完全基于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框架來論證中國共產(chǎn)黨的性質及所發(fā)揮核心作用的著作。該書的作者是孟捷、強世功、白鋼和鄢一龍，四位來自不同學科的60后學者與70后學者。觀察者網(wǎng)近期和白鋼教授對話，探討了有關話題。

觀察者網(wǎng)：《大道之行：中國共產(chǎn)黨與中國社會主義》是2015年出版，《關鍵-中國共產(chǎn)黨與中國道路》是2024年出版，您都是共同作者。這期間有一個差不多十年之久的跨度，面對差不多的命題處理，在寫作心路上有何不同，能否跟我們分享？

白鋼：10多年前，我們幾個70后作者才40歲吧，回想那時候寫《大道之行》是想做一種新的嘗試，即以學理的方式把黨——這個在中國社會的特殊存在，包括其地位、機制、傳統(tǒng)、文明的脈絡等作為對象直接加以討論，這在當時還是有些大膽與尖銳的?？烧沁@種尖銳的文風以及學理表達，才具有了某種沖擊力，使得《大道之行》成為一本在思政領域受到好評并傳播較廣的讀本。

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大道之行》是一次自發(fā)性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探索。轉眼近十年過去，書中的許多建議主張已經(jīng)進入了我黨的主流話語，成為了學界共識。今天，思考還在延續(xù)，銳性與對現(xiàn)實的敏感反映還在，但在新作中卻以某種更深沉的方式展現(xiàn)出來，所謂“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yǎng)轉深沉”。

相對于《大道之行》，我認為《關鍵》全書寫作的學理思辨意味更強，無論是黨和國家建設的歷史與哲學解釋、中國共產(chǎn)黨與當代中國之“四位一體”特征、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政治經(jīng)濟學邏輯、黨的領導與中國式善治之有機聯(lián)系，都體現(xiàn)出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新成果。

觀察者網(wǎng)：您的任務主要是完成《關鍵》的第二章。在這一章，您提出“黨是兩個先鋒隊代表”的表述：一個是工人階級先鋒隊代表，還有一個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代表。我們的讀者會好奇，在一個傳統(tǒng)意義上的工人大軍一天天變少、且未來會被高自動化的生產(chǎn)線與AI替代的數(shù)字化社會，工人階級先鋒隊這一表述的社會基礎何在呢？

白鋼：的確，制造大軍在減少，這是一個全球趨勢。但有一個事實：過去歷史上作為我黨黨員的主要構成也不是工人出身的成員，但并不影響黨本身是可以代表工人階級整體利益的這一事實。

因此這個問題在今天其實仍然是相似的。對于保持中國共產(chǎn)黨本身的基本品質，尤其是內在的理論品質，不能因為現(xiàn)實社會階層的變化，就不強調工人階級先鋒隊這一點。否則就會下滑到類似西歐社會民主黨的水平，甚至比它們可能還不如。

不過，我同意在今天這個數(shù)字時代下對“工人階級大軍”的定義進行轉化，使其符合時代性。比如當今社會我們有越來越多的軟件開發(fā)人員、游戲開放人員、產(chǎn)品設計人員，也被稱為“碼農”，他們不就可以算做新時代的“制造工人大軍“？當然，目前經(jīng)濟統(tǒng)計上把他們歸類在制造性服務業(yè)，我認為這是一種過渡期的不得已的分類。

在更廣的意義上，年輕人現(xiàn)在喜歡用一個帶有反諷的詞叫“社畜”。我看這恰恰是網(wǎng)絡時代新型語言表達”階級關系“的一個例子，是階級意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一種呈現(xiàn)，哪怕這個詞的使用與自我嘲諷有關。

這表明，大批年輕人很明顯地感受到，自己所屬的群體具有被壓抑、被異化的特征。

觀察者網(wǎng)：“社畜”這種生存狀態(tài)就不一定是和具體的制造行業(yè)崗位掛鉤了，制造也好、碼農也好、服務業(yè)也好、一線也好、辦公室也好，都可包括在內。

白鋼：是的，包括某些大家覺得非常光鮮的職業(yè)，比如說金融業(yè)的中低層崗位，也處于這種被異化的狀態(tài)。

應該說，數(shù)字時代的新型制造大軍，還處于一種不那么自覺的、自嘲的狀態(tài)，這是正常的。

《關鍵》的第二章里面，我介紹了“列寧時刻”，即列寧創(chuàng)建黨建理論的那個時刻，就是他在實踐斗爭中第一次提出：階級存在與階級意識這兩件事情，其實是可以分離的。列寧第一次指出階級意識是可以通過先鋒隊政黨，從外部來灌輸給廣大自發(fā)、被動的群眾的。

觀察者網(wǎng)：顯然歷史證明，列寧是對的。從中共歷史上看，中國無產(chǎn)階級先鋒隊的來源有士兵、工人、農民、學生，但是工人一直不占多數(shù)。古田會議之后確立的建黨與建軍路線，才解決了革命戰(zhàn)爭實踐中無產(chǎn)階級意識如何持續(xù)產(chǎn)生與灌輸?shù)幕締栴}，才有黨的先鋒隊不斷壯大，才有后來新中國的建立。

可在和平年代，特別是在今天的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維持這種先鋒隊特質不變、持續(xù)產(chǎn)生先鋒隊意識的條件是什么呢？

我們看見在蘇聯(lián)，在列寧去世以后，這種先鋒隊精神沒有能夠持久保存下去。為何在我黨先進性發(fā)生危機的時候，某種自我革命的基因就會出現(xiàn)呢？在您看來，深層的原因是什么？

白鋼：談到深層次的原因，我覺得這是兩個民族的文明底色不同。

蘇聯(lián)列寧主義政黨的文明底色顯然是東正教的。東正教是把希臘傳統(tǒng)跟基督教教義，以一個獨特的、組織嚴密的方式結合在一起。做一個比喻：黨跟人民的基本關系，相當于圣徒和教眾的的關系，或者可以比喻為神和人的關系，或是神的使者與個人的關系。在這樣的東正教文明底色中，黨在根本上是高于人民群眾的。事實上我們看列寧當時的表述也是這樣說，就是不能把群眾降低到“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水平。

列寧清晰地把布爾什維克的黨綱與斗爭目標與當時俄國民粹主義區(qū)分開來，這種區(qū)分是基于這樣一種認定：黨這個先鋒隊要高于群眾，要通過先鋒隊，把更正確的思想灌輸?shù)竭€沒有被啟發(fā)、還沒有覺悟的群眾頭腦中，才能發(fā)動社會革命。

按照基督教文明的邏輯：有一類人要比其它教眾更富有神性，圣徒就是這樣一種存在。按照這個邏輯，最理想的情況下這個先鋒隊就是一個完全由圣徒組成的組織，具有革命理想，有充分的道義感召力，而且確實愿意為群眾去獻身、成為群眾痛苦的拯救者。這類人對于人民的感情，是一種類似神對于凡人的愛，是一種單向度的愛。

列寧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