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剖學系列之八發(fā)表之際，有必要補充一句，此系列文章意在深入剖析中西文明諸多差異的根源，嘗試揭開種種觀察和理解之誤區(qū)，借此打破百多年來中國人業(yè)已習慣的定勢思維，尤其是“半途思維”（被詞語特別是事先設計好的詞語截獲）。雖殫精竭慮務求客觀全面，終就只是一家之言，一文之意，并非普世真理，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讀者可秉持自己觀點暢所欲言?！?/p>

有一天，我一邊等綠燈，一邊漫無目的地望著對面馬路。綠燈亮時，對面的一群人朝這邊涌來，走到路中央的時候，有一年輕人當街吐了一口痰。由于是在市中心相當整潔的環(huán)境和馬路中間，那舉動十分刺目，他自己卻毫無意識。從穿著舉止看，他應該是一個受過一定教育、生活優(yōu)裕的青年，如果沒有這個動作在先，讓他站在我面前，我會覺得這是個儀態(tài)不錯的年輕先生。但這個舉動暴露了他的教養(yǎng)以及他可能的生存環(huán)境，尤其昭顯了一個世紀公共教育的失敗。

為什么一個一百年都在試圖糾正的行為卻始終未改掉、還由于新的人口大量涌進城市而欲演欲烈（市中心重點保潔的區(qū)域可以做到無灰土無垃圾，唯獨做不到無痰跡）？為什么一個孩子從小學到中學十幾年的教育卻阻止不了他繼承陋習？這說明已有百年歷史的中國公共教育存在失誤，因為不管出自城市還是鄉(xiāng)村，三十歲以下的人都普遍受過中小學教育。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就指出中國現(xiàn)代公共教育的第一大缺失是沒有屬于自家文明的思想體系，用考分的方法強迫學生背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理論或領導人的講話不是長久之計。而自家文明思想體系在公共教育中的缺席，直接導致的便是外在行為審美權的喪失，進而造成外在行為審美教育（與道德行為教育大不同）一代代退出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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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xiàn)代公共教育是近代從西方引進的，引入過程不是緩慢地、取長補短地借鑒，而是一次創(chuàng)傷巨大的手術，猶如一個女人為了專寵領養(yǎng)的嬰兒，將自己懷著的嬰兒強行引產，中止了生命，因為人們反復告誡她反正那懷著的嬰兒是沒有任何希望的，與其生下一個必死的腐朽嬰兒，不如領養(yǎng)一個健康的。那場人類文明史上罕見的自我“閹割”全盤丟掉了綿延中華文明千年不斷的傳統(tǒng)教育體系，隨著舊水潑掉的第一嬰兒就是自家文明的思想體系，第二嬰兒就是伴隨思想體系的外在行為審美。而這第二嬰兒就與我們文章開頭的那口痰息息相連。何況這史無前例的“換嬰”之舉，并未吸取西方現(xiàn)代公共教育的真諦：即首要是人的馴化而非知識的儲存。任何一個文明伴隨其思想體系的都是與之配套的外在行為審美，在教育的排序上，這應是老大老二，因為直接影響文明和社會的根基，知識與技能是排在第三位的。而中國的現(xiàn)代教育體系卻自始至終就是一個怪胎，它讓知識與技能教育充斥全部，養(yǎng)著一個無頭無腦、身體畸大的嬰兒。沒有自家文明思想體系的結果是培養(yǎng)的人才知識和技能一流，唯缺自我意識！這使得整個上層建筑由于缺乏自我意識，而變得有體無魂，無魂的突出表現(xiàn)便是不知何為外在行為的審美。

外在行為規(guī)范教育并不是我們一般理解的、也還勉強保持的道德行為教育，諸如做好事、要誠實、愛勞動、拾金不昧等等，而是衣食住行的日常行為審美規(guī)范——人應該怎么站、坐、行、食、衣，發(fā)膚應保持怎樣的整潔度，待人接物人情之外應有的禮節(jié)等。總而言之就是外在行為的審美。我們在以前的文章中談過“內在人格與外在行為”的距離，并指出西方文明的特點是盡可能拉大其間的距離，功夫全部做在外在行為的審美上，將內與外清晰地分在私與公兩個隔絕的世界。這樣做的結果有正反兩面，正面是西方人走出家門一舉一動、從頭到腳皆不隨意，人人意識到何時何境私我結束公我開始，而這兩個“我”距離越大越紳士。這一傳統(tǒng)雖然自六十年代以后也有所松懈，不似以往那么嚴苛，但既是傳統(tǒng)即為本性，注重外在行為的審美，并為此嚴格劃分公我和私我，且以此作為公共教育的重要目標，并未改變。

西方公共教育，尤其私立學校，基本上可以通過若干年教育讓一個人抹去或至少藏起出身或所處生存環(huán)境為其外在表現(xiàn)打下的烙印。這也是西方社會一個普通人要得到社會承認的必要途徑，因為這是公共教育的最基本目標。在進入工業(yè)化社會的最初一百多年里，他們做這種事曾經非常嚴苛，從體罰到精神壓制，無所不用其極。何況他們早有宗教傳統(tǒng)墊底，在現(xiàn)代教育出現(xiàn)前，教會已有如此“格式化”人之精神與行為的漫長歷史。1949年后有不少人控訴“育嬰堂”（西方教會經營）的殘酷，其實就是中國人受不了西方式的“格式化”馴養(yǎng)。而中國向西方學來的公共教育恰恰忽略了這一目標，以致受過義務教育的孩子若未邁過高等教育的門檻，在其后的社會人生中，很難重塑一個有別于父母和出生環(huán)境的“公我”。何況即便受了高等教育，也由于中國高等教育除了知識技能的傳授根本沒有其他目標，如果個人毫無意識，通過外在行為審美規(guī)范重塑一個“公我”這一本應具有的目標，同樣是遙不可及。

所謂“公我”不是“無私的我”，而是通過外在行為審美規(guī)范盡可能糾正或掩飾其生來俱有的本能和習慣狀態(tài)。公共教育如果能改造“私我”，培養(yǎng)一個道德品行高尚的人，當然皆大歡喜，但如此高遠的目標，必然完成的比例不會大。與改造“私我”相比 ，用外在行為審美規(guī)范修飾“私我”，則相對容易和現(xiàn)實。

檢驗一個文明還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上層建筑，就看這個社會還有沒有外在行為的審美規(guī)范，這個審美權還在不在自己手里顯露的不光是一個社會風貌的美與丑，也透射出這個文明的肩膀上是否頂著自己的頭顱還是早已空空如也。丟失這個審美權與丟失自家文明的思想體系是前腳后腳的。在東亞國家中（何止東亞國家）只有我們徹頭徹尾地丟掉了祖先的外在行為審美規(guī)范（從言行到服飾），以致整個社會失去了外在行為規(guī)范和規(guī)范之下的美感。其結果便是這個社會外在行為的審美不是向上走，而是一天天往下墜落，一方面是城市白領小資的洋化和與本文明的割裂，另一方面就是廣大人群（包括原來尚存的市民社會）的鄉(xiāng)村化。我這么說可能有人不解，他們會說如今是城市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何來總體的鄉(xiāng)村化？城市化不光是建高樓大廈和離開土地，它的另一重要體現(xiàn)是外在行為審美的提升。我們現(xiàn)在是海量人口涌入城市，不是城市改造他們，而是他們用其外在行為將城市變回大農村。

我小時的中國市民社會雖然沒有什么奢侈品還可能衣著有補丁，但人們普遍注意外出衣飾的整潔，頭發(fā)和臉面雖不講究但干凈整齊卻是最起碼的。不信你去看看老照片，城市居民不論是職員還是工人，外出的衣著和發(fā)型都避免臟亂。將上世紀五十年代電影中的人與今天寫實電影中的人對比，會更驚心，好像人種都換了。童年少年時的生活給我留下了周圍人群雖不富有但也絕無貧賤的總體印象，如今這么富了卻不敢保證能留下這樣的總體印象。我那天在王府井大街閑走，一路都是現(xiàn)代化大都市的風采，唯獨幾個漏洞。首先是當街叫賣，有用喇叭叫賣的，更有雇人站在店門口甚至店外扯著噪子吆喝，讓人恍若走在集市上，我年輕時的王府井可沒這架勢。那時的服務員可能熱情不足，但沒有這種腆著臉的糾纏；其次是街道色彩日益濃艷，大金大紅，都說中國人喜歡紅，可我看漢唐的服飾并不喜艷，幼時在城里也沒見過這么艷俗的陣勢?；謴蛡鹘y(tǒng)是重拾文化傳統(tǒng)，可不是城市倒退回農村；再就是周邊小胡同的鄉(xiāng)村化，與主街的時尚鮮亮形成刺目的對比。比如我一離開王府井大街拐進多福巷沒走幾步，就如同進了廢品收購站，一群人把一截胡同變成了堆集和收購廢品的場所，污漬遍地。回收廢品是環(huán)保的表現(xiàn)，但不能把街道變成收購站。從前北京的小胡同也不是什么光鮮所在，但沒有如今的亂與臟，臟亂的集中表現(xiàn)就是公共空間也變成了私生活的場所，臟東西可以亂丟，臟水可以亂潑。由于各種食攤、小鋪一家接一家，烹煮洗漱不少都放到了室外進行，這使得路上到處布滿三跡：油跡、水跡、痰跡。油跡是把街道當廚房或流動餐桌的“杰作”，水跡是把馬路直接當下水道的結果，痰跡則更進一步，干脆把公共空間當自家痰盂，在全世界能把人送進太空的國家中，這無疑是絕無僅有。有些愛國者可能愛之心切，對這些弱點頗不以為然，他們的思維非常直線，認為有弱點怎么造出了原子彈還把玉兔送上天？其實這根本是兩件不可比的事，行為缺點與聰明才智沒有因果關系，只是前者會阻止后者效益的最大化。

城市鄉(xiāng)村化的另一表現(xiàn)，是陌生人之間稱呼的親屬化。我注意到現(xiàn)在有不少商店，你一邁進去便莫名其妙地被人以兄弟姐妹相稱，還叫得特別親，這是以前的城市商店里從未有過的。這種把陌生的、本應保持一段適當距離的關系一下以親屬稱謂拉近，讓人極不舒服。這些年輕店員要么習慣這么稱呼，要么以為直接將關系拉近，會有利銷售，也有利于自己，所以對陌生人顯出過分親昵。殊不知這么做并不能拉近關系，還可能讓有些顧客感覺不自在，一般人不習慣隨時隨地被人以親戚稱謂招呼，他進店東西還沒仔細看就已經被你用這種感情收買的方式套近乎，效果可能適得其反，讓他感覺你急功近利、不是實誠的售貨員，那么你其后的推銷也會讓他覺得不真反假。人類文明設計出尊稱，并在血緣之外避免昵稱，就是為了讓社會之人保持一份距離，并由這份距離而保持尊嚴。人人互稱姐弟的社會并非大同世界，而是虛情假意的社會。賣東西并不一定要將尊嚴也搭進去，隨時奉出自己的尊嚴也是對他人尊嚴的冒犯。

城市鄉(xiāng)村化還有一個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衣冠不整、蓬頭垢面的人多了，這與日益加快的現(xiàn)代化也構成鮮明對比。我在久違多年之后再進北海公園就留下了這一印象。如今的公園不到旅游季節(jié)或外地游客光顧的時間，相當冷清，可能是門票太貴，也可能是即便持有公園年卡，進去也只能享受一點綠化環(huán)境，古跡和名景一般都須另交費，更有可能是城市青年覺得在老公園里約會游玩不夠時尚，因而中青年市民進去的不多，至少按比例相對稀少。這造成你若在四、五點鐘進園，映入眼瞼的主要是兩類人：園內雇傭的保安；來鍛煉或參加別的聚會的老年市民。如果說后者還是衣冠隨意、蓬頭而不垢面，前者用衣冠不整、蓬頭垢面來形容絕不為過。這些人不知從何處招來（從中可以窺見中國尚能提供多余青壯人口的地區(qū)只剩落后貧困地區(qū)），在他們身上看不到最起碼的作人教育，雇傭者也沒對他們進行職業(yè)之外的最基本培訓，比如臉要洗干凈，頭發(fā)要梳整齊，比如制服要穿正、要潔凈，而不能吊爾郎當、一身污垢，既作保安就要站要有個站相、坐要有個坐相，否則有辱自己這個職業(yè)。但就是這些最基本的作人規(guī)范，在他們身上也一丁點看不出來，可見家里、學校到用人單位無一處對他們進行過這種必不可少的最低標準教育。當一個社會最低標準教育都未完成，滿大街地懸掛再美好不過的道德口號又有何用呢？

那群公園的主要使用者老年人也有不注意言行儀表的傾向，他們把公園當成了自家后院，不光把在自家廚房穿的衣服照樣穿出來，而且好象在里面什么都能做（放錄音機、聽收音機、用麥克風，直接把園子當自家客廳），根本沒有公行為與私行為之間多少應有個界限的概念。就算如今人人有能力買麥克風和收、錄音機，也并不意味著時時處處都能使用。由雇來的保安（自己管理園子卻不懂得愛護自己的工作環(huán)境）、城市退休老人（最經常使用園子也不知愛惜自己的娛樂空間）和外地游客組成的吐痰大軍，在昔日纖塵不染的皇家園林留下斑斑點點的痰跡。

城市鄉(xiāng)村化的最突出表現(xiàn)是公生活與私生活的混合，中國社會較之西方社會本來就是公私模糊的，街頭生活一直在模糊著中國社會公行為與私行為的界限。西方社會在工業(yè)化過程中，從事的一大事業(yè)就是馴化個體，為此強行將街頭生活驅除出公生活舞臺。中國社會雖然沒有將之作為大事業(yè)，但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也對街頭生活進行了規(guī)范，市民生活逐漸建立了一些公私概念，然而這個一點點分開公私的市民社會，卻被近三十年海量涌入的新人口沖得七零八落。之所以不是城市以其行為規(guī)范讓新來人城市化而是他們讓城市鄉(xiāng)村化，就是因為這個社會本身早已丟失外在行為的審美。

隨地吐痰究其根源也是公行為與私行為不分的表現(xiàn)，扣上其他道德指責都未挖到病根。吐痰的動作和吐出的人體垢物在一個公行為和私行為截然分離的社會，是絕對不應出現(xiàn)在公共場合的。城市生活與鄉(xiāng)村生活的最大區(qū)別是公生活與私生活的隔離，哪些事、哪些行為能在人前做哪些不能，在西方社會是有著明確劃分的，其高度的精神集體主義在公私分隔上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至，城市整潔有序這一隔離功不可沒。以法國為例，“吃”這種行為一般是不在大馬路上進行的，天好的時候餐館、咖啡館可以設露天座以供顧客沐浴陽光，但城市嚴格禁止流動食品商販（只有度假的海灘或特殊聚會例外），三明治和煎餅都只能在定點商鋪購買，且一律不能在露天售賣。公司或機關雇員則不得在辦公室用餐和喝茶，一般設有專門喝咖啡或茶的空間，而不得在自己辦公桌前進行，午餐沒有在辦公室用的，若無食堂，一律去餐館，經濟拮據(jù)的人則帶著在家準備好的午餐躲到某個公園一角去吃掉，無論寒暑。分隔得如此一絲不茍就是為了從根上斬斷公私混合。我認識一個白人店主，自己開一家小店，按理沒人管他，在自家店里做什么不行？但他硬是一只礦泉水瓶子都不會露在顧客看得見的地方，店內更不會放置水杯水壺等任何暴露私我的物件，口渴了寧肯關店去旁邊咖啡館喝。后來他生意不景氣，我以為他會破破規(guī)矩在自家店里吃中飯（餐館破費大），誰曾想人家情愿外面去買一個三明治冷著吃下去，也不會讓店里飄上丁點兒飯菜味。那內外、公私分得之清，外在行為的審美規(guī)范把守之嚴，讓我感嘆不已。換個中國人自己開店，吃喝拉撒誰管得著，熱水瓶、茶杯、甚至鍋碗瓢勺都可以不避人眼，我就見過那些商品動輒上百萬元價格的店鋪，毫不掩私，可以杯盤狼藉，當著顧客的面吃吃喝喝。

我新近去座落在萬壽寺內的北京藝術博物館，幾百年的古跡配上藝展的功能真是高雅的天仙配，然而如此場所卻被一群毫無公私界限的管理員搞得有辱頭銜。一進寺內尚未入展廳便被兩個女人的高聲閑聊（大蔥價格、晚上吃什么）攪得仿佛走進市場，二人也真有能耐，一個站在東展廳門口（雇她們看守室內展品，她們站在門外聊天），一個站在西展廳門口，隔著十多米長的庭院，旁若無人地大聲閑扯。待走進一間展廳，看守的女人一邊聽收音機，一邊與另一工作人員聊著家長里短，參觀者走過，如若無物，毫不影響她們把工作場所當自家客廳，閑聊不停，音響不關。前不久我去北京宦官博物館，也遇類似情境，一共四個展廳，還有一間鎖上了，問為什么不能參觀，答里面放了東西。古老的寺院、公共的場館好像不是雇他們把守而是供他們私用。

缺乏自我意識的中國人，幾乎也毫無公私、內外概念，人后做的事，人前也一樣能做，在自家廚房穿的衣服，可以毫不羞愧地穿到大馬路上，甚至走進肅穆而正式的場合。公私不分的最大弊病是工作場所被挪作私用，不要說一個看守千年古剎的管理員可以把古跡當成他自家私宅，就是一個購物中心打掃廁所的清潔工也可以在里面涼衣鞋放私物。說中國人自古如此，我是懷疑的，不如說隨著自家文明思想體系的崩潰，與之緊密相連的行為規(guī)范也土崩瓦解，一代一代，外在行為的審美蕩然無存。

我不知美國這個新移民國家怎么做，在老歐洲公行為與私行為的分離是家庭和公共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小孩學作人的起點。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寫過，教育小孩將公行為與私行為分開，是培養(yǎng)自我意識的捷徑，因為教育他們拉開公私的距離，實際是讓他們意識到自我與他人的距離，以及與他人的關聯(lián)。所以以分開公行為與私行為為起點從兒時起便進行馴化，很可能比我們一慣做的道德行為教育（可以并行）有效。中國社會的很多不文明舉動根源就是毫無公行為和私行為分隔的概念，人群幾乎沒有在人前必須收掩私行為的意識，圍繞著“吃”這個私行為尤其如此。我在《解剖學系列之四：“世界上層社會”的門檻》一文中談到西方人劃分“世界上層社會”和“世界下層社會”的標尺，標尺上也有公行為與私行為是否分隔這一刻度?？匆粋€社會是否講究禮儀，觀察它怎么規(guī)范“吃”（場合、方式、內容）就能測個大概。

人并不需要隨時隨地吃東西，也不需要只要滿足嘴欲什么都吃。人有別于動物，此為一大分界線。文明社會需要規(guī)范外在行為的審美，西方社會對外在的我與內在的我劃分極清，能不外露的私我盡量不在公共場合顯露，因為外在的我經過克制和裝飾，而內在的我則是赤裸裸的。窮困潦倒的時候為了活命什么都吃、什么場合都吃，情有可原，可如今的中國卻是因吃喝有余而滿大街飄著煎、炸、熏、烤的食味。我走在國內的街上，時常有一種城市變成了私家廚房的感覺，人不分場合、不分鐘點、不顧儀態(tài)地什么都吃，年輕人尤其如此，因為滿街誘惑。再看一些電視節(jié)目也不例外，熱衷于介紹各種稀奇古怪的吃食和吃客，大快朵頤之下，無論是采訪者還是受訪者，無人考慮在鏡頭前的吃相。記得我兒童和少年時代的中國大城市，并沒有隨處可見的鴨脖雞爪麻辣燙，瓜子更不會嗑到大街和店鋪里。最令人驚異的，是奢侈品店里嗑瓜子、啃零食，而賣的是標價動輒幾十上百萬的寶石、紅木！我某天走過一個陳設豪華的家具店，從價格看是地道的奢侈品店，只見兩位女店員（也可能就是私人老板）坐在門口標價十幾萬的桌椅上大嗑瓜子，一地垃圾。毫無內外、公私意識的二人，一點也未想到奢侈不僅僅是高高的標價，還須優(yōu)雅和尊貴去襯托，才能自圓其說，否則就是人賤物亦賤。

我們一直強調西學，可中國西學有個天生的毛病，就是理想化進而道德化對方優(yōu)點，這阻止我們看清表皮下的真?zhèn)?。外在行為的裝飾乃他們的真?zhèn)髦?，這樣的行為特點故然有偽善的一面，但將公行為與私行為完全分離，也是西方社會許多令我們艷羨的優(yōu)點的源頭之一。與其籠而統(tǒng)之地道德化他們呈現(xiàn)在外的一面，同時一句“素質差”把自己一抹到底，不如細分源頭，學到實處。

中國并不是自古就不講究外在行為的審美，沒有一個文明不對它的外在表現(xiàn)制定審美標準，而吃相是這一審美的基礎，是人區(qū)別于動物的第一步，否則我們的祖先要先于所有文明創(chuàng)造那么精美的青銅器和瓷器干嗎？啃、磕這類形同野獸的吃態(tài)，在家里做倒也罷了（在西方，中上層社會家里飯桌上都不能做），滿大街眾目睽睽下做，跟在沒有門的廁所方便本質相差不大。西餐刀叉的出現(xiàn)要遠遠晚于中國人用餐的筷子，也就是說當我們已經斯文用餐的時候，他們還在茹毛飲血，但他們后來居上，用上刀叉后，就嚴格讓人的吃相有別于動物，比如用叉送食是為了人的身體不直接俯向食物（用餐時身體必須坐直，俯身于餐桌餐盤上是沒教養(yǎng)的表現(xiàn)），用刀在盤里切、剔是為了人的牙齒不直接去啃咬食物（除了便餐沒有條件，正式用餐時忌用門牙）。記得小時母親教餐桌禮儀，胳膊肘也是不能放在餐桌上的，食物要用筷子送進嘴里而不是嘴直接伸進碗里，吃時嘴不能發(fā)出響聲。這些規(guī)矩都只有一個目的，讓人的吃相有別于動物，因為人有恥辱感。法文有一個詞叫pudeur，譯成中文可以叫廉恥或害羞，意思是人有私密和不雅的一面，在人前顯露他會感到羞恥。一個文明失去了恥辱感，完全沒有私我與公我意識，這不是灑脫和豪爽，而是精致文明向原始文明的倒退。

這種倒退是一步一步下墜的，從宋滅明亡就已經打響了發(fā)令槍，十九世紀后更險峻的世局和內亂，愈加趕著這匹只顧逃命和活命的“瘋馬”在下墜的跑道上狂奔。特別是這個文明的上層建筑幾經毀滅，每次重生都多少帶點負不了全責的繼父身份，一代比一代撒手不管，一代比一代失去主人意識，以致現(xiàn)如今，單從外在行為的審美審視中國社會，上層建筑連繼父之責都難以擔待，因它自己就已失去了外在行為的審美框架。中華復興，單有高科技和財富是不夠的，還須重建外在行為的審美。如果上層建筑自身丟掉了這一審美權且連“丟”這一事實就意識不到，那就不是復興而是下墜到底的問題了。那些上層建筑被屠刀炮火或被暗地篡變連鍋端掉的國度，都面臨外在行為審美的缺失或危機，好象人死前衣飾先被暴力扯掉一樣，黑壓壓的人群只剩下生的本能。我理解的“中國夢”，除了富足強盛，還要人人知恥，知恥的第一步是把內我、私我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