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您之前開設的“古希臘哲學”和“《理想國》導讀”兩門課程都非常受學生歡迎，您為什么在這學期有這么大的跨度，開設了“《論語》導讀”這門通識核心課？

丁耘：實際上我06年就開過《論語》導讀，不止一個學期，但還是沒有講完。復旦有一個西學研究者開設《論語》的小傳統(tǒng)。90年代初，謝遐齡教授就開設過。當時我還是本科生。后來張汝倫、洪濤教授都開過。學生初學，入門需正。《理想國》等是西學入門的最好選擇，《論語》等四書是國學入門的最正選擇。中西互質，相得益彰，就能把各自的特點看得尤為清楚。我認為這個時代的學生應該有平視中西的視野、貫通中西的抱負。而從對自己生活的受用、對中國傳統(tǒng)的體會來說，《論語》比柏拉圖、康德之類或要更有幫助。

問：“《論語》導讀”是一門通識課，可能會有來自全校各個專業(yè)的學生選課，教這樣專業(yè)背景不同的學生會有困難嗎？

丁耘：復旦通識教育的所有課程，其選課學生的背景都比較豐富。《論語》課堂上非但有各專業(yè)的本科生，也有碩士生、博士生和外校的青年教師。這樣復雜的背景構成，對《論語》課并非麻煩，甚至亦非挑戰(zhàn)，而恰恰是比較對機的。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現(xiàn)代的專業(yè)壁壘困不住《論語》等古代經典。學生背景豐富，一方面會促使教師找到直指人心的表述方式，但另一方面教師也要提醒自己不能在教學中削弱學術思想史的意識。只有后者，會上成一般的古典文獻課程甚至史料課程。只有前者，會把此課變成社會上的國學班里的心靈雞湯。以我個人的學習和教學經驗，《論語》以及中國的大多數(shù)義理典籍蘊含這樣的力量，在掌握足夠背景知識的前提下，可以受用其教誨。按我以前的說法，這就是建立在對象化閱讀基礎上的基源化閱讀。

問：《論語》這本經典，如果細細講的話一學期應該是不夠的。那您是如何設計和講授課程，能讓同學們在一學期內學有所得？

丁耘：我強調細讀。對所有的經典來說，掌握恰當?shù)拈喿x方法，比知識點更為重要。而經典的類型是有相當大的差別的。例如，我講授過《理想國》、《論語》、《形而上學》、《純粹理性批判》。這四種書的恰當閱讀方式全都不一樣。

關于《論語》，我極力避免大而化之的概念化講法、概論性講法，一定要逐章講解，甚至講解章與章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是有其儒家教學上的考慮的，本來就是《論語》成書者的用心所在。如學生掌握了這種方法，看到了這方法如何在《論語》的篇章中得到運用，我想教學效果就達到了。在細讀的同時，也可展示略讀的方式，用這種方法在最后兩周講一些無非細講的篇章，也是一種選擇。

問：現(xiàn)在學生群體中，有很多人崇尚西學，也有一些人崇尚國學，對此，您怎么看？您認為在當時代下如何調和中西學？

丁耘：這不是學生群體特有的現(xiàn)象，而是近現(xiàn)代中國學術思想史的基本現(xiàn)象。要細說，幾本書都說不完。學好西學才能學好國學，否則對中國學術的解釋工作，無非就是找國學材料去充實那些或時髦或過時的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框架，做海外漢學的仆從。而海外漢學本來就屬西方文科里等級較低的邊角料學科。但除此之外，要扎實地，盡可能傳統(tǒng)地掌握中國學術，就像世界上根本沒有西學那樣。如果不這樣，就沒有基本功。

另一方面，中國人學習西學的目的當然不是歸化西學，而是判攝而超越，如宋儒之于印度、西域之學。如無此發(fā)心，那恐怕多是為個人名利而學，為得西方人承認而學，毫無志氣，豈不可悲。

陳寅恪先生《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說：“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于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tǒng)，有所創(chuàng)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tài)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詔「昭」示者也?！?

陳先生的這番話是不刊之論，愿與諸生共勉！

問：您認為，國學在現(xiàn)時代學生的教育中是否存在某種新的意義？如果有，那具體是什么，又如何展開的呢？

丁耘：人要認祖歸宗，才能找到自我。否則或是游魂，或是異域歸化者。對于讀書人來說，精神上認祖歸宗，除反復閱讀本國歷史上之大經大典之外，別無他途。

（本文原載“復旦通識教育”微信公眾號，內容是對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丁耘老師有關通識教育的采訪，采訪人馬雨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