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馮慶】

我是沖著吳孟達去看《流浪地球》的。

90年代，我經(jīng)常陪外公外婆看電視。當時中央六臺常播周星馳電影，每當吳孟達出場時，我外公總會指著他說：這個人演得最壞！我至今也不太理解外公的邏輯。吳孟達是年幼的我心中演技精湛的代名詞，后來會上網(wǎng)后，在各種論壇里，也時常看到大眾對這位常青樹演員的贊美。難道外公有獨特的藝術(shù)品位？

后來，我才明白，他老人家說的“最壞”，不是指演技，而是指角色人物的品質(zhì)。吳孟達演的人物要么猥瑣，要么癡傻，總之不是正經(jīng)人，在這個意義上，吳孟達確實“演得壞”。

吳孟達與周星馳

全面領(lǐng)悟外公的邏輯，是在某次偶然讀到一個網(wǎng)絡(luò)上的故事時。說，有一個老革命退休后天天陪孫子看電視，有一天，突然看到一部日本譯制過來的卡通里，有女孩子裙子被男生掀起來的情節(jié)，勃然大怒，立刻打電話給電視臺投訴。當時改革春風吹拂了才不過十來年，人們依然重視作風問題。不久，該臺再也看不到日本卡通播放。我外公不是革命家，但也是在革命家教育下成長起來的貧下中農(nóng)，習慣了郭振清演的李向陽和祝新運演的潘冬子，吳孟達及整個九十年代香港電影人演戲的方式對他這代人造成的刺激不可謂不強。

思考吳孟達為什么“演得壞”成了我成長中的一個關(guān)鍵命題。其實，外公甚至可能覺得葛存壯和陳強“演得壞”，這樣一想，吳孟達也可以是一個好演員。當吳孟達近年來逐漸演得“不壞”時，我才開始恍悟：“好”和“壞”的評價尺度所仰賴的，往往不是演員的演法，而是影視作品自身投放的接受土壤。但我總是覺得，吳孟達這樣不世出的好演員，在這個人人都“演得好”的時代，如果不堅持一下“演得壞”，顯然是可惜的。

《流浪地球》中，吳孟達表演的一個橋段讓我的惋惜得以緩和：達叔帶著熟悉的猥瑣笑容，用上世紀的古董VR“老婆”給派出所民警行賄，卻被關(guān)進監(jiān)獄。百無聊賴時，高級駕駛員韓子昂把懷舊進行到底，掏出古老的智能手機，帶著百年前黑膠發(fā)燒友安放唱針般的虔敬心態(tài)，打開直播軟件，在時代金曲《海草舞》中自由抖動，儼然回到了那個網(wǎng)紅當?shù)赖狞S金年代。

那個被外孫叱罵為“老東西”的1999年生人，一下子回到了當初“社會搖”的青春狀態(tài)。吳孟達還是吳孟達，能演“好”也能演“壞”，“壞”得可愛。試想一下，這位面帶慈祥笑容、曾參與上海建設(shè)和救災(zāi)的長者，這位行車謹慎未扣一分的高級駕駛員韓子昂，在60年前可能只不過是一個學挖掘機操作的網(wǎng)吧少年。他也經(jīng)歷過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對象的典型迷惘，也曾泡面火腿腸有一頓沒一頓，把每天打零工的錢用來“氪金”或是給抖音小姐姐刷禮物。這也就啟發(fā)我洞察到《流浪地球》的青年教育意義。

韓子昂的成長是《流浪地球》之所未明言的隱藏線索。2019年剛剛踏入社會的韓子昂一代人，恰恰是電影中地球逃離太陽系計劃的決策與運營一代人。電影在這個“成長”的意義上立馬呈現(xiàn)出了思想高度。

作為一部家庭倫理劇，《流浪地球》講述了一個母親早逝、父親在外務(wù)工、只能由退休老人照顧的留守兒童進入叛逆期后在公路上“流浪”的故事。外號“戶口”的劉啟的成長，表面上是全片的戲眼，而其背后則隱藏著其外公韓子昂的成長作為映襯。在劉啟身上能看到我們今天很多00后、10后的影子：他們渴望證明自己，試圖放飛自我，甚至不顧安全和黑社會交易、離家出走?？梢圆孪?，韓子昂的一代人與這一代人有著相似的叛逆沖動和青春期血氣——這一點已經(jīng)為我們觀影者的生活所證實。

劉啟逐漸成熟的契機，是外公韓子昂的遇難。作為留守兒童，在廢土氣息濃重的地下城里啃蚯蚓干長大的劉啟，與刷直播甚至還吃過蔥花面這種上等美味的韓子昂，有著顯著的代際差異。相比起在海草舞中隨波飄搖的韓子昂，劉啟這代沒有被陽光照射過的人身上有一種顯著的扁平性格。他們執(zhí)意要完成自己的“目標”，無法容忍“老東西”的享樂主義和保守心態(tài)，并加以呵斥。他們所需要操心的事情，同樣不再是就業(yè)、成家、買房子、養(yǎng)小孩，而是以后自己是去地面上開車還是在地底下寫“春節(jié)十二響”的代碼。一切生活都服務(wù)于宏大計劃，指向一個統(tǒng)一的目標，每一個人都要養(yǎng)成與這種宏大計劃相應(yīng)的崇高人格。這就是“星際時代”的現(xiàn)狀，抑或是某種人類極端歷史體驗的重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