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阿里巴巴這樣的企業(yè)，現在已擁有非常成熟的糾紛解決機制，平臺本身提供了解決糾紛的各種可能性，政府也與之合作建立了互聯網法律。所以，整個法律制度實際上被人工智能引領著走向了硬規(guī)則體系的方向。這令人感到無比害怕和憂慮，值得引起世人的注意。因為這種情況將導致資本力量過于強大。

在傳統(tǒng)和現代社會，包括工業(yè)化以來的西方社會與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對于立法和規(guī)則的制定，在民主方面都有比較明確的要求。從中國的國情與黨和政府的立場來看，立法必須回應民眾的要求、呼聲與利益訴求，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但是，如果規(guī)則的制定權大量落入企業(yè)手中，其結果就大為不同了。

近年，最高人民法院啟動了“在線調解平臺”，已累計處理了超過一萬起的糾紛。

由于政府部門同樣使用智能終端，所以商家制定的規(guī)則同樣適用于政府部門。從政府的角度來說，為了避免商家成為其領導者，政府只能比過去的工業(yè)化社會更大幅度地介入商業(yè)活動，這就動搖了我們改革開放目標的基本前提。中國改革開放的目標之一是建設一個健康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按照經典的表述，市場經濟就是“一只看不見的手”，擁有自動調節(jié)的作用，政府應當撤出商業(yè)活動。依據市場經濟理論來說，最理想的市場經濟是政府只負責一部分的監(jiān)管、注冊和維穩(wěn)等傳統(tǒng)要求，但智能終端、智能經濟、智能技術導致政府對商業(yè)活動的介入空前加大，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市場經濟不得不回歸新的計劃經濟。

私人過度承擔硬規(guī)則的制定，將加劇貧富差距

事實上，硬規(guī)則的制定權越來越多地歸于商家，這是商家非常樂于見到的結果，因為這將增加利潤收益。傳統(tǒng)企業(yè)例如洛克菲勒家族的興起，需經過一兩代人的努力，而以扎克伯格為例的新一代富豪，從白手起家到獲得成功用時較短，在短短的幾年中就走完過去需要一個世紀才能走完的積累路程，由此帶來的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和控制是非常驚人的。它的危機表現形式就是十多年前美國發(fā)生的華爾街金融危機，其中一個運動叫做“占領華爾街”，起因就是貧富差距帶來的1%的富人與99%的窮人的矛盾。

貧富差距不僅是中國改革開放出現的情況，亦是全世界的趨勢。而網絡技術、網絡產業(yè)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的分化。不久前，美國黑石集團共同創(chuàng)始人、全球主席兼首席執(zhí)行官蘇世民給麻省理工大學捐款建立人工智能學院，明確要求該學院必須包括關于人機倫理的研究，而這類研究必須解決貧富分化、財富過度集中的問題。可見，蘇世民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人類社會所面臨的新挑戰(zhàn)，是財富的巨大分化帶來的社會難題，作為富豪，他有責任提出這個問題，而學者必須在研究科技的同時關注倫理問題。實際上，“鋼鐵俠”埃隆·馬斯克也經常提及未來社會在倫理層面對現代人類有何種要求的問題。

所有的前沿活動都已提出了類似對人類生命的意義、社會的穩(wěn)定、人機關系的建立等根本方面的問題，中國也不例外。中國“基因編輯嬰兒”事件，本質是肆意踐踏醫(yī)學和生命科學最基本的不傷害原則，暴露了國內對于科技倫理的忽視。盡管背后的投資人和合作者都是美國人，他們以研究艾滋病的名義開展試驗，一步一步突破倫理瓶頸，不斷吸引韓國、美國等其他國家的投資，進行商業(yè)冒險。

中國“基因編輯嬰兒”事件嚴重違背倫理。

這表明，商業(yè)資本在市場博弈中具有盲目性，缺乏倫理約束。正如馬克思說的，如果有100%的利潤，商人會怎樣選擇？如果有300%的利潤，即便上絞刑架也無所畏懼。既然如此，我們該如何注意倫理問題？一方面，必須加強政府部門和行業(yè)本身的自律和外部約束。政府部門相當于外部約束、外部監(jiān)管，行業(yè)本身也有自我教育、自我培訓等自律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