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高義】

英國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1839–1842）中擊敗中國，美國海軍準將馬修?佩里（Matthew C. Perry）于1854年打開日本國門。這兩件事發(fā)生后，亞洲再也無法偏安一隅，開始成為了世界歷史進程的一部分。西方對中日兩國的直接威脅，既在于軍事安全，也在于西方人垂涎中日的經濟資源。為了有效回應這些威脅，中日不得不找出能征召更多士兵并且訓練他們的方法，也必須建立工業(yè)基地、鋪設通訊交通網絡。

中日兩國都需要能汲取更多資金的征稅制度，需要擁有新專業(yè)技能的現代官僚制度，需要實現教育的普及化以訓練國民掌握新技能，更需要一個更強大的集權領導制度來對付已經固化的利益，并協(xié)調好各種新發(fā)展。對于那些因循守舊者，威脅不只來自西方，也來自國內試圖革新的人。1882年，中日兩國在朝鮮發(fā)生軍事沖突，中國打贏了第一回合。但是到了1895年，日本在克服國內抵制勢力、實現全面現代化方面比中國做得更成功。在接下去的一個世紀，日本在兩國的關系中處于更強勢的地位。

日本在響應西方挑戰(zhàn)方面的優(yōu)勢

比起中國來，日本具有一些天然的優(yōu)勢，使其可以更快地應對來自西方的大量挑戰(zhàn)：一個只有四個小島的小型國家，更容易形成全國性的一致響應；便利的海上運輸也使各地之間的通訊和交通更方便。而在中國，直到19世紀70年代鋪設第一條電報線之前，政府文書從國家的一端傳到另一端需要將近一個月之久。

日本地圖

長期以來，身處小型群島的日本人對于來自海上的威脅更加敏感。這種不安全感使他們渴望獲得更多來自海外的信息。而中國統(tǒng)治者總是擔心來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脅，較少關心隔著大海的外部世界。早在明治維新前的1860年，江戶的幕府將軍就開始派遣使節(jié)團出使海外，向其他國家學習如何進行現代化改革，就像日本在七、八世紀派遣使節(jié)團去中國學習一樣。中國統(tǒng)治者則對自身的偉大文明充滿自信，從不熱衷于向其他國家學習。

日本是一個領土更小、同構型更高的國家，從而更容易統(tǒng)一。中國人口要多得多，族群也更多元，包括漢族、蒙古族、滿族、回族、藏族，以及其他擁有不同語言和文化的族群，更難形成統(tǒng)一的國家政策以及維持內部和諧。清朝的統(tǒng)治者對不同的族群聚居地區(qū)因俗而治。客家人是某些地區(qū)較晚遷入的人口，其后代常常對原住民的后代抱有疏離感，也更容易成為叛亂者。到19世紀，中國所面對的問題是生齒日繁導致嚴重的糧食短缺，由此激起了太平軍之亂、捻亂和回亂。鎮(zhèn)壓起義又耗費了政府的時間和精力，使其無暇響應來自西方的挑戰(zhàn)。

清軍與捻軍作戰(zhàn)圖。捻軍（1853年——1868年）是一個活躍在長江以北皖、蘇、魯、豫四省部分地區(qū)的反清農民武裝勢力，與太平天國同時期。捻軍起義從1853年至1868年，長達十五年，其歷史分為兩個階段。自1853年春至1863年3月為前期捻軍，此后為后期捻軍。1865年，清朝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中伏被全殲之后，清朝傾全力對付捻軍，動用團練湘軍、淮軍及數省兵力，利用地形，“畫河圈地”，后分為東、西二捻，西捻為左宗棠所平定，東捻乃李鴻章所滅。

與清朝相比，德川日本的體制更鼓勵地方經濟和教育的發(fā)展。盡管個別中國人在文化、科技上有出色的成就，在19世紀中后期，當中日兩國開始向西方開放時，平均來說，日本各地的教育和經濟基礎都要比中國好。

至19世紀末，日本男性人口的識字率估計已達到五成，高于中國的水平。那些曾在首都待過一段時間的各地青年，將來若是成為其所在地區(qū)的領導者，則會擁有共同的語言和文化，發(fā)展出跨越領地的友誼。而中國的年輕人只有在北京準備科舉考試時得以見面交流，其共有文化基礎更加薄弱。

中國領導人對本國的實力要自信得多，不像日本領導人那么害怕外國，因此也沒有日本那種要從國外引入新制度和新技術的緊迫感。對日本迅速現代化貢獻最大的因素，或許就是有組織地搜集外部世界的信息、對這些新信息加以分析，并隨時準備據此作出改變。

在德川時期，長崎收集資料的部門為日本提供了應對外國人的經驗和外國事務的知識。為捍衛(wèi)保護國家利益，德川日本比清朝的中國更渴望獲得信息，對信息的分析也更加系統(tǒng)化。在長崎為日本人工作的荷蘭官員奉命查問到港的每一艘船的船長，以獲取外部信息，他們也必須向江戶的將軍撰寫報告。

德川幕府的末代將軍德川慶喜。德川幕府（日語：とくがわばくふ；1603—1868年），又稱江戶幕府（えどばくふ）。1603年由德川家康在江戶（今東京）所建的幕府。至1868年德川慶喜被迫開城為止，共經十五代征夷大將軍，歷時264年。是日本歷史上最強盛也是最后的武家政治組織。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官馬休?佩里率軍抵達日本，逼迫幕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最終引發(fā)倒幕運動。1868年德川幕府徹底垮臺。

居住在長崎的中國人也為日本人提供了了解中國時事的窗口。當西方人開始來到日本，日本人又借助長崎的中國人，了解西方在中國的所作所為。位于九州島和朝鮮之間的對馬島，是日本了解朝鮮的一個基地，通過朝鮮又可以了解中國。通過北方島嶼（即今北海道）的松前藩可以了解俄國，通過九州島的薩摩藩島津氏則可以了解琉球群島。

1842年，中國士大夫魏源完成了《海國圖志》，匯總當時有關西方國家的信息。該書有很多不確之處，比如對西方政府體制的描述，但也包含了很多有用的信息。日本人對該書的反應，反映了他們對于來自西方的挑戰(zhàn)的擔憂。不久，魏源這一著作的日本讀者的人數就超過了中國人。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佩里到達日本時，陪同他的美國官員很驚訝地發(fā)現，“鎖國”中的日本領導人對世界地理以及西方科學和工業(yè)的最新發(fā)展（比如蒸汽機）居然了如指掌。

魏源與《海國圖志》

佩里及其艦隊在1854年迫使日本打開國門后不久，日本領導人即認識到，長崎這個窗口可以提供的信息已無法滿足其學習新知以應對外部世界的需求。

美國首任駐日公使湯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于1856年7月抵達日本，那時的日本已經幾個世紀沒有遣使出訪了。哈里斯抵日三個月后，一位幕府官員對他說：“我們很快就會造出你們那樣的船只，到時我們就能以適當的方式訪問美國了?！?857年底，幕府高官堀田正睦寫道，日本的政策應該是“建立盟友，派遣船只與各國貿易，學習外國人最好的東西以補足我們的缺點，壯大國力。??”中國的統(tǒng)治者則不認為自己有缺點，對學習西方也不熱心。

堀田正睦（生于1810年8月30日，卒于1864年4月26日），他是江戸末期下總佐倉藩5代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