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執(zhí)掌俄羅斯以來，對西方的態(tài)度從友善到極盡強硬，外交政策轉變不可謂不大。本文作者認為，現在西方對普京轉變的兩種解釋，存在漏洞。但他本人的“創(chuàng)新”，似乎仍落于冷戰(zhàn)時代，稱普京的決策是“傳統(tǒng)的蘇聯式地緣政治思維”。當西方官員、專家的思維仍在原地打轉，普京已經發(fā)表了新國情咨文，未來的角力中，誰會更勝一籌？】

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對其“近鄰地區(qū)”及西方的政策一直受到嚴重誤解。時事評論員們沒有把重點放在更廣泛的地緣政治模式上——尤其是2007-2008年金融危機對全球政治的影響，反而把克里姆林宮的政策評論成了一出只能通過深刻探索俄羅斯靈魂才能理解的心理劇。結果，在關于什么令普京從看似現代化、和解的、甚至親西方的立場轉為侵略性修正主義這一問題上，出現了遏止不住的誤解。

下面正是關于俄羅斯當前外交政策的兩個有漏洞的解釋。

第一個由自稱為普京同情者（德語Putin-Versteher，意為Putin sympathizers）的德國人士提出。他們指出，俄羅斯的政策是對西方包圍戰(zhàn)略的合理回應；聲稱北約和歐盟東擴是不必要的挑釁。事實上，美國冷戰(zhàn)遏制戰(zhàn)略的始創(chuàng)人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正是基于這樣的原因，于1990年代反對北約東擴。

上述理論存在明顯局限。首先，它所建立于上的基礎是：柏林墻倒塌及蘇聯解體時，西方承諾北約不會東擴。甚至連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都在柏林墻倒塌25周年紀念活動上，指責西方沒有遵守1989年承諾，反而趁1990年代“俄羅斯?jié)u趨虛弱”之際，主張“對世界的單極壟斷和控制權”，包括通過北約東擴。

但事實上，西方從未承諾不進行北約東擴。1990年春，美國有力地表明，統(tǒng)一的德國不能成為兩套不同安全系統(tǒng)的一部分。

一個更重要的論據是，1990年代，歐洲的經濟和安全組織擴展至中歐和東歐的蘇聯前衛(wèi)星國，甚至進入了新獨立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對這些都沒表現出什么擔憂。如果它擔憂了，克里姆林宮可能就不需要花上近20年時間反擊了。（觀察者網注：關于北約東擴的爭議，可參閱米爾斯海默文章。）

第二個關于普京政策轉變的流行解釋是，他是個不理性的人，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只是一個會做出驚人之舉——比如駕駛懸掛式機動滑翔機引領西伯利亞白鶴沿其移棲路線飛行——的人的幻想的延伸。不過，這種解釋存在顯而易見的問題：曾經看似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以來俄羅斯最現代、最可靠的統(tǒng)治者的普京，怎么突然變得比拉斯普京（觀察者網注：也譯作拉斯普廷，生于十九世紀，原是俄一名鄉(xiāng)村醫(yī)生，因成功預言生病的俄皇太子無事而入朝為官，借助自己的預言神力控制了皇權，后因荒淫無度、過度控制朝政而觸怒貴族遭謀殺）還瘋狂了？

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

更好的解釋可以從俄羅斯外交政策轉變年表中找到，這一轉變開始于2008年格魯吉亞危機。那時，一直尋求北約成員國身份的格魯吉亞對南奧塞梯分離分子發(fā)起軍事打擊，支持了南奧塞梯自治政府十多年的克里姆林宮為保護這片飛地，出兵全面回擊了格魯吉亞的軍事行動。俄羅斯也加固了其在格魯吉亞的另一個分離省份阿布哈茲的軍事存在。這一危機，對于日后俄軍以保護俄羅斯公民為由入侵克里米亞，是一種預示。

甚至，普京的政策轉變自此前更早時候就已顯現：普京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上已經以新面目示人，強調新興主要經濟體——巴西、印度、中國和俄羅斯——有潛力在其所謂的單極世界秩序之外提供另一種秩序。很多觀察人士對他的發(fā)言大感震驚，并視此為普京不穩(wěn)定或不理性的證據。

次年，金融危機襲來，普京因此更加確信自己的評價具有預言性。在他看來，這次金融危機證明美國的全球統(tǒng)治結束了。

事實上，在金融危機發(fā)生前，俄羅斯已默許全球資本主義的邏輯，意識到要與跨國公司合作，現代化和多元化以原材料和能源生產為基礎的俄羅斯經濟。然而，金融危機發(fā)生之后，從全球市場上已經得不到多少好處——至少從能源角度來說是這樣。俄羅斯的最佳選擇，是和其他與其經濟模式——以國家為中心的資本主義——類似的國家進行合作，尤其是中國。

美國及歐洲的政治發(fā)展也為普京對本次金融危機的解讀提供了支撐。美國選出了一位貌似想要收縮美在全球承諾規(guī)模的總統(tǒng)。阿拉伯之春革命爆發(fā)后，美國的回應既軟弱又模糊，其表態(tài)游移于支持民主和支持反伊斯蘭獨裁者之間。這令普京得以——尤其是在敘利亞——顯得像是可靠的地緣政治實用主義支持者。

歐債危機——歐洲領導人明顯無能采取協(xié)調一致的行動——則給克里姆林宮留下了更多口實?？紤]到歐洲的總體債務和赤字要遠低于美國或日本的債務，普京的邏輯是，歐洲本應有能力避免極化和癱瘓才對。

從更廣泛的角度講，普京篤信經濟危機正導致西方聯盟瓦解，這是一種傳統(tǒng)的蘇聯式地緣政治思維。正如美國歷史學家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在其有關斯大林的新傳記中所寫道的，蘇聯的政策非常理性。大蕭條令斯大林確信資本主義的不同陣營會陷入戰(zhàn)爭；納粹1938-1939年發(fā)動的侵略戰(zhàn)爭似乎為此提供了辯護詞。不過，斯大林的預言在希特勒失敗后破碎了，因為利益沖突并沒有導致美國和英國陷入戰(zhàn)爭。

當西方政治家和經濟政策制定者試圖避免第二次大蕭條時，普京則已開始忙于它已經到來的假設。對西方國家來說，解決由此產生的地緣政治糾葛將比修復自身受損的經濟更富挑戰(zhàn)。

（本文12月2日原載于捷克世界報業(yè)辛迪加，標題為“Why Did Putin Turn”。王璐菲/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