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當年積貧積弱的中華民族而言，抗日戰(zhàn)爭是一場非全民族團結不能戰(zhàn)勝甚至不能堅持的戰(zhàn)爭。早在1931年9月18日開始的東北抗戰(zhàn)中，中國共產(chǎn)黨所領導的抗聯(lián)就盡可能聯(lián)合感化原來的綹子（觀察者網(wǎng)注：liǔ·zi，即土匪），把一切可以聯(lián)合的力量都納入到抗日救亡的大旗下。

然而從過去到現(xiàn)在，總有一種陰惻惻的聲音繚繞耳邊，說日本軍隊的入侵給了中共喘息之機；說中共軍隊在抗日戰(zhàn)爭中游而不擊；說中共在抗日戰(zhàn)爭中消極避戰(zhàn)謀求自身發(fā)展；說中共軍隊抗戰(zhàn)的時候盡干破壞國軍的事……其證據(jù)之一就是所謂“日軍從未進攻延安”……這些謠言形式多樣，出現(xiàn)時并不“言之鑿鑿”，比如：

幾年了，一個問題一直想不懂：共產(chǎn)黨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可是，日本人為什么沒有重點轟炸延安？不明白日本飛機可以越過高山去轟炸諸如重慶等城市，卻沒有轟炸在黃土高原上的延安，從山西到延安的距離，肯定比從武漢到重慶的距離要近呀。

另一個不明白的地點是秦晉大峽谷。這里有黃河流過，形成所謂黃河天塹，可是在戰(zhàn)國時期，秦晉兩國經(jīng)常還越過黃河去爭奪土地，發(fā)生戰(zhàn)爭，那么兩千年后的抗日戰(zhàn)爭期間，黃河天塹是絕對擋不住日本鬼子的侵略步伐的，可是，日本人就是沒有越過黃河進攻延安。翻閱所有資料，都沒有發(fā)現(xiàn)戰(zhàn)爭的痕跡，不說大的激烈的戰(zhàn)斗，就是小的沖突好象都沒有在這個地方發(fā)生過。奇跡真是奇跡。還有更奇怪的事，就是這里好象不設防，共產(chǎn)黨的軍隊由這里進入山西，然后再進入敵后，輕輕松松。不象抗戰(zhàn)前，紅軍初到延安后，曾東渡黃河，東征山西，可是不太順利，還付出了包括象劉志丹等許多將士寶貴生命的代價。

真是奇怪，難道日本鬼子真象電影中那樣愚蠢，不知道八路軍，要從這地方出發(fā)去打他們日本鬼子嗎？難道他們不知道延安的守軍不到一萬人嗎？他們一點都不在乎嗎？

這和中國的另一個城市重慶相比，太有說服力了。重慶是抗戰(zhàn)時期國民政府的臨時首都，國民黨黨部所在地，也是蔣委員長統(tǒng)戰(zhàn)部所在地，卻因此而遭到了日本鬼子毀滅性的轟炸，連續(xù)多年的野蠻轟炸，造成數(shù)萬人的死傷。

毛主席發(fā)出過許多聲明，寫過無數(shù)抗日的文章，作過無數(shù)次抗日的報告，號召人民起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為什么日本人不冒犯毛主席？

好一個“翻閱所有資料，都沒有”，當真是虛心求教的網(wǎng)絡帖呢！這個疑問帖堪稱“日軍從未進攻延安”說法之代表。造謠水平的確破表——

裝作無辜地表態(tài)：這不是傳謠哦！只是求知哦！

心里卻在冷笑：反正常人知道的細節(jié)不多，播種一個懷疑的種子，收獲一棵謠言的大樹。謠言受眾心里的懷疑是自己產(chǎn)生的，就算追責也不能歸咎到自己頭上。

日軍空襲后的延安城（1938/吳印咸攝）

延安挨的轟炸還少嗎？

正如觀察者網(wǎng)“抗戰(zhàn)十大謠言”系列之一《飛虎隊神話》文中所述，中國空軍在抗戰(zhàn)初期英勇抵抗中消耗殆盡，此后難有飛行員與飛機的補充，飛虎隊展現(xiàn)了中國空中力量抵抗日軍入侵的意志，卻只能彰顯存在，無力反攻。在抗戰(zhàn)初期，日本空中力量主宰了華夏大地的天空。

中共中央駐地延安在當時并非大城市，日寇卻從空中集結重兵多次空襲延安。中共作為中國大地上先進的軍政力量，對戰(zhàn)爭形勢的把握與梳理頗具先見之明——自1937年始，延安即著手采取措施，準備應付日軍之空襲。

據(jù)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由魏久明主編《烽火憶抗戰(zhàn)1945-1995》中第25頁至28頁記載，曾在抗日軍政大學工作的曹慕堯回憶，該校在“1938年窯洞挖好之后，逐漸向外遷移，搬到北門外和東門外的幾個山溝里……上級一再提醒，要注意防空。”

日軍空襲后的延安城內情景

日軍第一次轟炸延安之前，曾派飛機到延安上空偵查。據(jù)廣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陳學昭所著《延安訪問記》第175頁記載，當時延安百姓尚以為是中國飛機，有的拍手大呼：“我們自家飛機，蔣委員長送錢來！”但是中共很快從飛機的飛行高度做判明，來的應該是敵機。

1938年11月20日上午，曹慕堯等正在抗大開會，聽到外面有聲響，他們“趕到室外的高坡上了望，第一批日本飛機15架，自東向西，直撲延安城，接著就看見飛機拋下一連串的炸彈，形狀像黑色的棒槌，臨空而降落。”此即日軍第一次轟炸延安。

曹慕堯回憶說，“第一批飛機剛投完炸彈，第二批第三批接踵而至，每批都是15架，持續(xù)轟炸沒有喘息和救護的機會。延安缺乏防空火力，只有用步兵作戰(zhàn)的重機槍來對付成群結隊的大批飛機。日本人有恃無恐，飛機飛得很低，投彈的命中率很高，數(shù)十枚重磅炸彈，小小的延安城里，頃刻間房屋倒塌，四處起火，到處斷垣殘壁，尸橫街頭。傷者亂爬亂喊，哀聲震天，慘不忍睹。”

1939年，日軍轟炸洛川

據(jù)東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由奧托·布勞恩（李德）所著的《中國紀事》第259頁記載，延安損失極為慘重。中共初到延安時，“城內有幾百座相當漂亮的房屋和院落，近郊的情況也大體如此”。1946年學術社出版了美國合眾社、倫敦《泰晤士報》記者哈里森·福爾曼的《中國解放區(qū)見聞》就有描述，在轟炸之后，“昔時的延安便成了一座瓦礫堆的廢墟了”。

據(jù)檔案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陜甘寧邊區(qū)政府文件選編》第一輯第99頁記載，邊區(qū)政府在給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的急電中說，延安“連續(xù)遭受敵機轟炸，共投彈百五十九枚，死傷軍民一百五十二人，毀房屋三百八十間……”請求中央政府予以援助。

張宣在《日寇轟炸延安親歷記》中描述，當時他從成都到延安開會，也目睹了11月20日延安遭日軍轟炸后的慘狀，“延安經(jīng)此一炸，部分街道成了瓦礫場，各機關、學校紛紛遷到山上的窯洞中。城內尚存的房屋，有的拆遷到北部，大部分遷到南郊。”（《紅巖春秋》1995年第5期）

而鄭洪軒在《延河憤——1938年日機轟炸延安歷聞》描述，此后“敵機又來延安轟炸幾次，但由于延安平民均住窯洞，并提高了防空警惕性。日本飛機第二次來只炸傷幾人和幾匹馬。”

延安城被轟炸，但街上石牌坊依然聳立著

日機空襲的重點是鳳凰山，因為那里是中共領導人的居住地。毛澤東借住的李建堂家石窯遭到轟炸，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的窯洞被炸，30多名八路軍干部、士兵陣亡。有一枚300公斤的炸彈就落在陳云窯洞旁，所幸沒有爆炸。延安人推測“一定有特務測繪了中央首長在延安城的居住地。”正是因為日軍的轟炸，毛澤東被迫從延安城內鳳凰山麓遷至延安城外楊家?guī)X。此后，為防空襲，毛澤東長期住在楊家?guī)X。楊家?guī)X這個地名也從此載入史冊。

日軍多次轟炸延安，比如在第一次轟炸的次日（1938年11月21日），日軍再次轟炸延安；同年12月12日，日軍第三次轟炸延安；1939年9月8日，日機43架次猛烈轟炸延安，投彈200余枚，炸死炸傷58人，延安城內房屋150間被毀；1939年10月15日，日機71架次，分四批輪番瘋狂轟炸延安，延安城內房屋大部分被毀；1941年10月26日，日軍飛機最后一次轟炸延安。幾乎與此同時，日本空中力量也停止大規(guī)模轟炸重慶，其航空兵主力被調離中國，前往太平洋戰(zhàn)場與美軍作戰(zhàn)。

日軍空襲后的延安城內基本被炸毀

據(jù)親歷者描述，日軍空中力量對延安的轟炸超過二十次，但是在中共領導下，邊區(qū)作好了防空準備，遭受的損失并不大。據(jù)李耀宇在《一個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中講述，當年延安人對未爆之炸彈的處理也很有趣。他回憶說，“從炸彈殼里掏出數(shù)百斤黃色炸藥，一筐一筐地抬下鳳凰山，用馬車運走。以后，這些炸藥當做染料，染出黃色的布匹，縫制軍衣。炸彈殼敲成碎塊兒，打造了開荒用的鑊和鋤。”染料與炸藥的化學成分很相近，故能將炸藥當染料使用。這兩種對炸彈的處理方法，同曹慕堯的回憶相一致。后來，甚至有延安軍民希望日本多來轟炸，因為日軍的炸彈用的鋼鐵質量好，能做很多事情——舊中國沒有工業(yè)的苦楚與先輩的樂觀主義精神令筆者大為感慨。

據(jù)1946年3月10日《解放日報》的官方統(tǒng)計，抗戰(zhàn)期間，日機共轟炸延安17次，投彈1690枚，造成 214人死亡、184人受傷；毀壞建筑：公共房產(chǎn)1176間、石洞5座、民房14452間；另有基督教禮拜堂一座、房室94間；天主教堂房屋75間；牲畜傷亡：197頭；毀壞糧食：34.4萬斤。

被炸后將材料運到三關外重建

日軍屢次試圖進犯延安，都被八路軍挫敗

除了轟炸，日寇還試圖從地面上進攻延安。日軍可以實施進攻的路線有兩條，一是從西安由南向北入侵。西安是大西南門戶，若西安有失，四川與陪都重慶都會危險。因此國軍胡宗南部有40萬重兵駐守此地，嚴防死守。日軍若從此路進攻，首先是兵力不足，其次是后勤補給線漫長，要經(jīng)過多個國共兩軍的游擊區(qū)，所以這條路是行不通的。

另一條就是從山西由東向西進攻。在抗戰(zhàn)初期，日軍在國軍主力尚未在黃河設防之際（經(jīng)過山西、上海等戰(zhàn)事，國軍主力集中在華中防守武漢等地），曾經(jīng)以一個旅團的兵力試圖迅速渡過黃河攻擊陜北，消滅共產(chǎn)黨。

中共方面對此很是重視，部署其河防部隊與日軍進行對峙。更重要的是日軍該旅團孤軍深入，已進入山西的八路軍部隊立即全面襲擊其后勤補給線，利用山地地形，不斷以伏擊方式殲滅其運輸部隊，基本上切斷了日軍補給線，造成日軍糧彈極度匱乏，迫使該旅團不得不從黃河邊后撤到山西山地之外，并在后撤中屢遭襲擾伏擊，傷亡人數(shù)達2000多人。

延安新市場 （1939年）

作戰(zhàn)實錄：日軍26師團主力在1938年2月開始進攻軍渡，和邊區(qū)僅一河之隔，直接威脅陜北邊區(qū)。3月13日，日軍一部2000人，攜帶火炮20門開始向神府河防轟擊，在十余架飛機支援下，嘗試第一次渡過黃河襲擊延安。八路軍留守兵團警備第六團沉著應戰(zhàn)，待敵密集渡河之際，突然以猛烈的火力，擊敵于半渡之中；同時分兵一部，乘日軍混亂之時，迂回河東，襲擊敵之側背，迫使進犯日軍潰退。

1938年4月，日軍約一個旅團兵力附大炮30余門在離石一帶集結，5月初經(jīng)大武向軍渡進犯，企圖截斷陜甘寧邊區(qū)與晉綏之交通線，并強渡占領吳堡宋家川，突破河防陣地。八路軍留守兵團識破了敵之企圖，以警備第八團主力東渡黃河，設伏于汾（陽）離（石）公路翼側，10日夜在離石城西北之王老婆山地區(qū)，突然襲擊日軍先頭1個大隊。遭到打擊的日軍未抵達黃河岸邊即行撤退。

1938年12月下旬，侵占河東大寧、吉縣、永和的日軍分兵3路，每路約1000余人，攜帶火炮10余門向黃河沿岸推進。1939年1月1日，日軍攻占河東馬斗關、涼水巖、圪針灘渡口，隨之以火炮、機槍猛烈轟擊八路軍河西邊區(qū)河防陣地，并以10余架飛機投擲毒氣彈。守備河防的警備第五團部分指戰(zhàn)員中毒暈倒，多處工事被毀。日軍乘機于河東集結，準備強渡。八路軍留守兵團河防部隊頑強堅守陣地，在敵軍渡至河心時，突然以密集火力予以猛烈打擊，迫使敵軍退回東岸后撤。

屢次受挫的日軍惱羞成怒，又于1939年6月初向邊區(qū)河防發(fā)動更大規(guī)模的進攻。6月4日至6日，日軍第一〇九師團和第二十六師團，以1.5萬余人進占軍渡和孟門、磧口，于黃河東岸各山頭構筑工事，以飛機、火炮向河西宋家川、棗林坪、李家溝一線河防陣地狂轟濫炸。與此同時，日軍第二十、三十七師團也以 2000余人，分別占領了東馬斗關和圪針灘渡口，以炮火向西岸河防陣地進行猛烈地轟擊，施放毒氣彈，掩護步兵強渡。八路軍留守兵團河防部隊在邊區(qū)人民的支援下，沉著鎮(zhèn)定，堅守陣地，以火力封鎖河面，使敵難以越過河心。河東的八路軍也猛烈襲擊敵之側后，使日軍腹背受擊，狼狽逃竄。9日，進犯之敵全部撤退。八路軍留守兵團河防部隊在河東我軍的積極配合和邊區(qū)人民的支援下，粉碎了日軍最大規(guī)模的一次進攻。

1939年9月，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第一二〇師三五九旅旅長王震率部返回陜北綏德，加強河防力量。在調回359旅之前，延安有留守兵團一部，兵力原約9000人，后增到一萬多人，邊區(qū)保安部隊（準軍事力量）5000余人，抗日自衛(wèi)軍（民兵）7萬人，但正規(guī)軍兵力兵力嚴重不足，在調回359旅后，邊區(qū)有1旅、10團、10個保安基干大隊、1個獨立營，正規(guī)軍兵力共15514人。

1939年11月23日，日軍獨立混成第十六旅團，以近萬人的兵力攜帶火炮30多門，分4路進占磧口、孟門和克虎寨后，一面猛烈炮擊八路軍留守兵團河西陣地，一面大舉“掃蕩”河東八路軍游擊部隊。磧口之敵2000余人在炮火掩護下集結河灘，放船強渡，第三五九旅一部和警備第一、八團，以機槍對敵猛烈射擊，使敵強渡不成。邊區(qū)河防部隊又以一部從右翼東渡，襲擊敵之側后，敵無奈分路撤退。

1940年6月，日軍又出動1萬余人，企圖摧毀八路軍晉西北抗日根據(jù)地和威脅陜甘寧邊區(qū)河防。第三五九旅除加強河防守備外，于6月17日以第七一八團一營東渡黃河，向進攻磧口、三交、臨縣的敵人進行側擊，截斷敵前后方的交通聯(lián)絡。該月底和7月13日，又以兩個營東渡，配合第一二〇師主力，徹底破壞大武至三交的公路，切斷敵交通運輸線。日軍后方不寧，自顧不暇，不得不縮小規(guī)模，以至最后放棄對陜甘寧邊區(qū)河防的進犯。

造謠者大概以國軍的水平來揣測八路軍的，對他們而言這些史實的確是匪夷所思了點——最多時有兩個師團進攻延安，竟然會被共軍擋住？共軍竟然敢主動出擊？共軍還能從側后不停襲擊日軍挫敗其攻勢？

日軍空襲延安后新建的市場溝大眾戲樓

筆者所羅列的史實，來自各個歷史時期、國共雙方、海內外人士，足以證明日軍對共軍之重視，與日軍試圖消滅中共抗日武裝的極大努力。但是筆者深知，伴隨著2005年國粉暗流的興起，“講戰(zhàn)爭不看戰(zhàn)果，死傷多就是貢獻大”這種奇怪的邏輯流毒網(wǎng)絡。延安遭受了攻擊又如何？死傷才那么點，損失才那么點，怎么能比得上國民黨方面的“貢獻”？既然造謠者認為“死人多就是貢獻大”、“丟國土多就是抗戰(zhàn)主力”，那么延安在這兩方面的確不夠“給力”。

依照這種邏輯，延安大概得把人員與物資擺在外面讓日軍炸得爽，防守部隊密集列陣讓日軍殺傷才算抗日有功。面對日寇的空襲，中共方面疏散、防衛(wèi)有道；應對日寇的地面進攻，共軍采取積極防御的策略，主動出擊打擊日軍。相比重慶防空洞各種可怕的黑幕，國民黨軍指揮層讓軍隊死守陣地白白浪費軍人的忠誠與熱血，共軍的損失當然比較小。

只是詳實史實也填不平某些人胸中的“陰溝溝”，一兩句貌似忠厚實誠的所謂“疑問”，利用大眾并不了解的歷史細節(jié)羅列個把“史實”，就可以捕風捉影地把中共描述為與日本侵略者勾結的邪惡勢力。以這種思維，自然可以把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wèi)公然投敵另立偽國民政府粉飾為“曲線救國”。這等翻手為云覆手雨的精妙，實在是令筆者自嘆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