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八十年代初，當我還是一名文學青年時，買過一本《臺灣小說選》，里面就選有陳映真的著名小說《將軍族》和《夜行貨車》，其中，《夜行貨車》還被改編成電影，在大陸放映過。但在最近一二十年，中國大陸的許多讀者和中文系學生熟悉的是余光中、李敖、柏楊、龍應臺以及早已遷居美國的白先勇、聶華苓這些作家，比起作品曾經在大陸風行一時，并且至今擁有數(shù)量可觀的讀者群，在公眾心目中幾近文化英雄的李敖和柏楊等人來說，陳映真的影響則大不如從前，寂寞多了，甚至對于一般的讀者和社會公眾來說，壓根兒不知道陳映真是何許人也未可知。

其實不僅是一般讀者，就連我本人，在這十幾二十年的時間，也幾乎將陳映真遺忘得差不多了。直到2002年歲末，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參加中國作協(xié)的一次文學活動時，見到了陳映真先生，盡管隔著相當一段距離，當活動主持人介紹到陳映真時，我還是一眼看清了這位滿頭銀發(fā)、氣質儒雅的前輩。而就是這么匆匆的一瞥，引發(fā)了后來我對陳映真的關注興趣，起初這種關注只是漫不經心的，大多是通過中國大陸或旅居海外的一些臺灣作家撰寫的印象記之類，但就是這種有限的途徑，讓我了解到了一個踽踽獨行或者說游離于中國大陸和臺灣主流文學之外的陳映真，使我心目中那個“臺灣鄉(xiāng)土文學代表作家”陳映真的形象一下子變得清晰真切起來。

在維基百科的人物分類上，陳映真至少有以下九種身份：中國統(tǒng)一促進人士；臺灣左翼統(tǒng)一促進運動參與者；臺灣白色恐怖受難者；臺灣社會運動參與者；中國小說家；散文家；臺灣小說家；臺灣學者；保釣人士等等。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陳映真不單是一位創(chuàng)作豐碩的作家，而且是一個積極參與文藝論爭和政治事務的評論家及社會活動家。他的創(chuàng)作和經歷相當集中地體現(xiàn)了近半個世紀以來臺灣社會的復雜變遷。

關于他的創(chuàng)作，還有這樣一段注釋：陳映真的作品受到魯迅影響，主要以描寫城市知識分子的生活和情緒為主，前期作品充滿憂郁與苦悶的色調以及人道主義關懷。1979年第二次被捕后，作品焦點轉變?yōu)榭鐕髽I(yè)對第三世界經濟、文化與心靈的侵略，如《夜行貨車》、《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等。

1991年陳映真（左）在“五一”游行隊伍中，右為林書揚

考察陳映真的生平和創(chuàng)作時，有以下兩點引起了我的特別注意：一是陳映真身上鮮明的左翼色彩。比如他青年時期就發(fā)起組織馬列主義讀書小組，并為此像柏楊和李敖那樣鋃鐺入獄。還有他的作品中濃厚的本土意識和致力于揭示“跨國資本對第三世界經濟文化和心靈的侵略”的立場，以及他始終不渝地崇拜和學習魯迅“關懷被遺忘的弱勢者”的精神等等，無不彰顯出陳映真作為左翼知識分子的思想情懷。其次是陳映真同大陸的密切交往。1990年后，陳映真經常進出于中國大陸，并常居北京，出席各種社會活動和文學活動、還在北京、上海等地發(fā)表演講，結交了不少大陸作家，1996年，他還獲得過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高級研究員的頭銜。考慮到這一時期意識形態(tài)壁壘和政治互相敵視并未消除的兩岸關系，包括作品已經風靡大陸知識界和文化市場的柏楊李敖這些以踐行政治批判和民主自由理念的臺灣作家都不曾和大陸發(fā)生過如此密切的接觸，陳映真的行為和姿態(tài)就顯得格外耐人尋味了。

作為一名左翼知識分子，陳映真對大陸的頻繁造訪，顯然帶有某種政治和文化上的“尋根”意味。因為在他看來，中國大陸近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使許多諸如追求平等公正、反抗資本壓迫和特權等級制度等一系列價值理念已經深入人心，具備了對“跨國資本侵略”和“西方殖民化”的抵御能力，所以一旦兩岸關系稍稍解凍，他便迫不及待地踏上了自己的尋根之旅。包括對整個大陸社會，文化界以及文化人，他都渴望了解、交流，探討，那種“同志式”真誠平等的交流。但結果怎么樣呢？

表面上看，陳映真每次來大陸，差不多都受到了來自官方的高規(guī)格禮遇，但在跟作家同行們進行交流時，則是另外一種情形。兩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奇怪的反差。

我大致梳理了一下，跟陳映真先生有過接觸或者交流的內地作家，主要有兩類人，一是年齡和閱歷上跟陳映真比較接近，同樣出生于1930年代，由于政治原因坐過牢或遭受過迫害的所謂“右派作家”如王蒙、張賢亮等人；還有一類年紀要小整整一茬，出生于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有過上山下鄉(xiāng)經歷的所謂“知青作家”如阿城、王安憶和查建英等人。盡管這兩代作家的人生閱歷和文學觀念不盡相同，但他們在對待陳映真時卻不約而同地表現(xiàn)出相近的態(tài)度。

阿城曾經在《八十年代訪談錄》中這樣描述他見到陳映真時的情景：

……我記得八十年代末吧，我在美國見到陳映真，他那時在臺灣編《人間》，《人間》雜志的百姓生活照片拍得很好，過了十年，大陸才開始有很多人拍類似的照片了。我記得陳映真問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怎么看人民，也就是工人農民？這正是我七十年代在鄉(xiāng)下想過的問題，所以隨口就說，我就是人民，我就是農民啊。陳映真不說話，我覺得氣氛尷尬，就離開了。當時在場的朋友后來告訴我，我離開后陳映真大怒。陳映真是我尊敬的作家，他怒什么呢？寫字的人，將自己精英化，無可無不可，但人民是什么？在我看來人民就是所有的人啊，等于沒有啊。不過在精英看來，也許人民應該是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吧，所以才會有“你怎么看人民”的問題。所有的人，都是暫時處在有權或者沒權的位置，隨時會變化，一個小科員，在單位里沒權，可是回到家里有父權，可以決定或者干涉一下兒女的命運。你今天看這個人可憐，屬于弱勢群體，可是你給他點權力試試，他馬上會有模有樣地刁難起別人。這是人性，也是動物性，從靈長類的社會性就是這樣。在我看來“人民”是個偽概念。所以在它前面加上任何美好的修飾，都顯得矯情……

據(jù)查建英回憶，她見到陳映真是在山東威海的一個會上，她是這樣描述的：“那都九幾年了，他可能真是臺灣七十年代構成的一種性格，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精英意識、懷舊，特別嚴肅、認真、純粹。但是他在上頭發(fā)言，底下那些大陸人就在那里交換眼光。你想那滿場的老運動員啊。陳映真不管，他很憂慮啊，對年輕一代，對時事。那個會討論的是環(huán)境與文化，然后就上來張賢亮發(fā)言，上來就調侃，說，我呼吁全世界的投資商趕快上我們寧夏污染，你們來污染我們才能脫貧哇！后來聽說陳映真會下去找張賢亮交流探討，可是張賢亮說：哎呀，兩個男人到一起不談女人，談什么國家命運民族前途，多晦氣??！”

通過這兩段文字，我們可以感受到大陸兩代作家在思想上對陳映真的抵觸甚至冷嘲熱諷的態(tài)度。在張賢亮和阿城等人眼里，陳映真顯得那么刻板僵化和天真。比如陳映真聽完阿城的高論后“大怒”，聽完張賢良的“污染論”，剛一散會就去找他辯論，這不是天真是什么呢？在查建英眼里，都成為笑話和段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