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佩里•安德森在《倫敦書評》上發(fā)表了一篇書評，題為Sino-Americana，【1】這個題目一語雙關，要確切翻譯成中文，有點困難。于是我想到最近有一個詞很熱，就是“中美國”（Chimerica），也許可以套用一下，把Sino-Americana翻譯成“美中國”。因為這篇書評討論的三本書：第一本是傅高義（Ezra Vogel）的《鄧小平時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第二本是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論中國》（On China），還有一本是陶涵（Jay Taylor）的《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斗》（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三本書都是美國人寫中國（人）事，而且這幾個美國人寫書時身份是學者，實際上卻橫跨政學兩界，“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基辛格就不用說了，傅高義曾經在克林頓總統時期的國家情報委員會工作過，陶涵是資深的美國外交官，所以他們筆下的中國（人）事往往是被自覺地擺放在“西方視野下”（“Under Western Eyes”），而且總是站在美國的立場上追問“中國發(fā)生的事，對我們來說有什么意義？”（“China - what's in it for us?”）雖然安德森沒有用諸如“西方中心論”或“東方主義”等更嚴厲的字眼來批評這些著作，但很顯然他對為迎合“中國熱”（Sinomania）——這是安德森另一篇書評的題目，討論的也是三本有關中國的著作【2】——紛紛出爐的書籍頗為不滿，于是稱其為“美中國”式的著述（“they are Sino-Americana”），也即呈現出來的只是“美國眼中的中國”，與“真實的中國”很有一些距離。

就拿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來說吧，對中國歷史的理解還是簡單地套用“現代”與“傳統”二元對立的框架，譬如在書的最后一章討論鄧小平的歷史地位之于轉型期中國有何意義時，依然用“馬戛爾尼使團事件”來證明傳統中國的閉關鎖國：“1793年當英國特使馬戛爾尼來中國提議通商時，乾隆皇帝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完全無視近年來的研究紛紛指出，用現代化敘事來解釋“馬戛爾尼使團事件”，存在著嚴重的歷史誤讀。何偉亞（James L. Hevia）的《懷柔遠人》重新把馬戛爾尼使團來華事件放到18世紀的中英歷史背景加以考察，他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馬戛爾尼使團來華事件并非西方和東方、現代與傳統之間的沖突，而是兩個持有不同文化觀念和政治觀念的帝國之間的較量，英國試圖將“主權平等”的觀念用于中英關系，而中國則以“差序格局”的理念來應對與英交涉。由于彼此不讓步，導致了清朝最終拒絕了馬戛爾尼使團的諸多要求?！?】更有學者進一步認為，“馬戛爾尼使團事件”的關鍵是如何理解“自由貿易”原則，這條如今已經被世界普遍接受的原則，“在18世紀是否像今天這樣，成為處理國家間關系的基本方式。很顯然，如果所謂‘自由貿易原則’在18世紀的國際關系中僅是一種西方爭奪貿易壟斷地位的話語，我們又有什么理由把乾隆堅拒英國的貿易要求看做是一種對現代文明的排斥呢？”【5】

傅高義撰寫的鄧小平時代。

然而傅高義對這類復雜的現代性敘述似乎毫無興趣，他只滿足于線性地展示從“傳統”到“現代”的直接變遷。這也就是為什么同樣作為歷史學家的安德森對《鄧小平時代》頗有微詞，其中之一就是：“在近900頁的書中，只有30頁敘述了鄧小平前65年的生活”，這樣一來，人物就完全失去了歷史背景，似乎鄧小平一出場僅僅是“文革”的受害者和中國經濟市場化的改革者，沒有顯示出他是一位資深的革命家和建設者，與20世紀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安德森對傅高義著作的批評提醒我們，如果要講述好鄧小平與中國改革的故事，就必須把握住20世紀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個宏大的歷史背景。對于出生于1904年的鄧小平來說，他完整地經歷了以“辛亥革命”為起點的20世紀中國革命，并最終投身到這個偉大革命和建設事業(yè)中。盡管在傅高義的筆下，“辛亥革命”無論對中國，還是對鄧小平，好像都意義不大：“到鄧小平1904年出生時，中國最后一個王朝大清國已是積重難返，面對內憂外患一籌莫展。1911年，一小批反叛者在武昌占領了湖廣總督和第八鎮(zhèn)統領的官署，由此引發(fā)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帝國體制隨之土崩瓦解。1911年的事件被稱為‘辛亥革命’，倒不如將它稱為‘崩潰’更為恰當。它不是組織有序的革命力量帶來的結果，而是對帝國體制失效作出的反應。”【7】

可是在別的歷史學家眼中，“辛亥革命”的意義卻不容小覷，譬如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就認為，“中國歷史上有四大變動：秦漢帝國的建立、唐宋變革、明末清初的轉換、清末民初的激變。導致第四次變化的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這是一場導致持續(xù)二千年之久的王朝體制崩潰的革命”。【8】

倘若只是強調“導致王朝體制的崩潰”，那么溝口和傅高義并無區(qū)別。他的深刻之處在于，不僅發(fā)現了這場“革命”會被理解為“崩潰”的原因是以所謂“現代”的標準來衡量，顯得頗有點不合時宜：“在國際社會紛紛謀求建立中央集權制的現代民族國家之大環(huán)境中，其革命的形態(tài)，只能被視為亡國的混沌之兆。二千年來王朝體制終結，此乃中國歷史的空前大事件，而當時的國際社會卻視其若朽木之終，自然之勢而已”；可他沒有簡單認同這套“現代”標準，反而力圖突破它，尋求對“辛亥革命”的另一種理解，不以來自西方的“現代”為準繩的理解，他發(fā)現“代之這一‘衰落’王朝而起的，恰是以各省獨立的形態(tài)實現辛亥革命的各省的‘各省之力’”，那么實現“革命”目標的“各省之力”是從何而來的呢？溝口雄三的推論更為大膽，“革命”的動力并非來自外部的“現代”，而是源于“傳統”的深處：“16、17世紀明末清初的‘鄉(xiāng)里空間’乃是‘地方公論’展開的空間，其規(guī)模由明末的縣一級擴充至清末的省的范圍。‘各省之力’成熟的軌跡，顯見于這一地方力量擴大、充實的過程。然而，這一傳統的軌跡卻被‘現代化’史觀或‘革命’史觀所遮蔽，因而被隱而不見。”【9】

盡管溝口雄三對“辛亥革命”的理解在具體環(huán)節(jié)上或許還不無可議之處，因為若以“鄉(xiāng)里空間”和“各省之力”來定位“辛亥革命”，那么往上追溯，需要追問的是，為什么針對皇權的革命是由士紳分權所造就的“鄉(xiāng)里空間”所引發(fā)的？往下展望，必須回答的是，為什么“看起來更順應‘鄉(xiāng)里空間’士紳網絡存在的國民黨實踐反而不如看起來非歷史的共產黨的實踐在現實中更有效”？【10】可是他借這個大膽的推論卻從根本上挪動了理解“20世紀中國革命”的坐標。以往都把“太平天國運動”視為“20世紀中國革命”的先聲，因為它和后起的革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從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教”到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的思想都是從“西方”傳入的。在這樣一個脈絡中，對“中國革命”的理解自然是強調“外部”視角，即使那些聲稱中國生產力低下，因此中國革命不夠現代，甚至深受“傳統”拖累，某種程度上是“封建回潮”的論調，其隱含的標準依然來自“外部”。

但溝口雄三引人“傳統”與“革命”的關聯，扭轉了這個從“外部”理解“中國革命”的視角，重新創(chuàng)造了新的理解坐標，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歷史的“縱斷面”和“橫斷面”的“交錯”：“對于清朝三百年王朝制度之延續(xù)、變化乃至崩潰的歷史過程，我用‘縱斷面’一詞加以概括，而對于鴉片戰(zhàn)爭以后，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西歐文明三者交織在一起，由西方向東方席卷全球的狀況則用‘橫斷面’一詞來概括。我想把這種‘縱斷面’與‘橫斷面’的交錯、沖突、混雜與變化的樣態(tài)作為我們所謂的中國的近代化過程加以觀察”，且兩者的交錯并沒有中斷了歷史內在發(fā)展的過程，而是重新創(chuàng)造了新的“歷史連續(xù)體”：“兩千年之久的王朝體制的終結這一‘縱斷面’的歷史過程，是一個經歷了與歷史的橫斷面——鴉片戰(zhàn)爭以來西歐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西洋文明的傳入、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壟斷化——的沖突和對它的吸收從而建立起新國家的過程，換言之，也就是克服了‘三千年以來危局’的過程”。【11】用這樣一種眼光來看，首先，“辛亥革命”不僅不是所謂的“崩潰”，就其所開創(chuàng)的道路而言，應該是“中國革命”異常堅固的起點；其次，“中國革命”不僅不是所謂的“過去式”，就其面臨的歷史任務而言，依然是任重道遠的“現代進行時”。（共2頁，第1頁。）

溝口雄三對“中國革命”長時段的理解，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近年來流行的“反現代的現代性”論述的影響，但他沒有局限于這種論述，而是希望進一步發(fā)展了新的思路：將“中國革命”理解為與“西方現代性”相區(qū)別的“另一種現代”。這就需要根據中國歷史和中國革命的經驗來重新定義“現代”。

一般認為，“西方現代性”發(fā)端于歐洲，其主要特征是圍繞著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產業(yè)革命和市民社會等歷史要素展開的，在意識層面的核心則是如何何造就具有內在深度的“個人”，也即“內面的人”，由此牽涉到看似不同，實則相互依賴的兩個方面：一是怎樣將“個人”或“自我”從各種各樣的以血緣或地緣為特征的“傳統共同體”中解放出來，成為具有內在獨特性的個人，就像魯迅小說《傷逝》中“子君”所宣稱得那樣：“我是我自己的，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力”；但另一方面，從“傳統共同體”上解放出來的“個人”，并非孤零零地存在，相反，“現代性”創(chuàng)制的“資本主義市場”和“現代民族國家”會用另一種“抽象性”的方式將他們吸納，前者將“個人”轉化為“市場”需要的“勞動力”，后者則把“個人”吸收為認同“國家”的“國民”或“公民”。由于上述兩個方面是內在于一個“現代性”展開的過程，所以另一位日本學者柄谷行人特別指出：“把自我、內面的誠實對立于國家、政治的權力這種思考，則忽視了‘內面’亦是政治亦為專制權力的一面。追隨國家者與追隨‘內面’者只是相互補充的兩個方面而已。”【12】

然而，中國并不具備“西方現代性”的歷史條件，也不斷有人試圖用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產業(yè)革命和市民社會這些要素去加以比附，從“資本主義萌芽”到“近世宗教倫理”，各種說法，層出不窮，一直追溯到明清之際，在意識層面同樣也是高度關注“個性”解放和“自我”發(fā)現，試圖構造出從明代開始的以“私欲橫流”為特征的啟蒙思潮。

溝口雄三重新定義“現代”也從明清之際開始。他認為16至17世紀在中國歷史上確實蘊含著一種新的變化，甚至可以說是“根本的改變”，這些改變表現在各個層面：在哲學思想上，從二元論向一元論，從去人欲的天理向存人欲的天理的轉變；在政治思想上，從德治君主觀向機能性君主觀的轉變，以及地方分權思想的出現；在經濟思想上，從王土觀念向民土觀念的轉變，以及社會生存欲、所有欲觀念的出現；在學術文化上，學問領域的分化和獨立趨勢，諸子學的重新闡釋。

在社會思想上，除了宗族、宗教結社為基礎的民間互助機制的補充，禮教的滲透所帶來的民間地域性血緣性秩序的確立，還有就是對“私”和“欲”的肯定：“這里所說的‘欲’和‘私’，不僅是抽象地指個體之生理的、本能的所謂一般情欲，或相對于官和國家的私心、私情等一己內的領域，以及作為‘利他’的反面的‘利己’等道德的領域。例如，就‘欲’而言……包括衣食等生存欲和與之相關的貨財、田土等的物質欲、所有欲；對‘私’而言……指得是欲望的私的方面?？傊?，是主張私的所有。這就把傳統上處于負面的概念‘人欲’、‘私’的坐標位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使其處于正面，這時期出現的這一變化，從儒家道統的多重的歷史來看，這種驚人的坐標轉位，可以說是根本的改變”，【13】但他卻不用來自西方的“個性解放”或“啟蒙思潮”來比附這種“根本的改變”，而是強調如何從中國歷史和思想傳統的自身脈絡中來理解新的變化。這正是溝口雄三重新定義“現代”的出發(fā)點，他認為中國語境中的“公”與“私”之間的關系，不能簡單地套用西方“公”與“私”的關系，或者日本“公”與“私”的關系來理解，【14】

如果要講述好鄧小平與中國改革的故事，就必須把握住20世紀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個宏大的歷史背景。

根據這個原則，溝口雄三做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辨析：明代出現的“私”并非僅和“公”對立，而且關涉到“私”內部的緊張，也就是明代皇帝“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在這樣的情況下，士紳階層要求“合天下之私為成天下之公”（顧炎武：《日知錄》），很顯然，這里的“私”不是指向“個人”，而是指向士紳階層主導的“鄉(xiāng)村共同體”，“是指以地主和商人等富民層為主體，包有依附于他們并為他們所掌握的所有這樣的人民。從而所謂保全天下人的田產和家產，具體地說就是保全這些富民層的階級的權益”，【15】這就是他念茲在茲的“鄉(xiāng)里空間”。因為中國的“現代”不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基礎的，從黃宗羲開始，“無論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太可能將他視為出現在資本主義萌芽期的人物或資產階級早期啟蒙思想的先驅”，他對“鄉(xiāng)村共同體”的倡導，“實際上他只不過是主張應承認‘民’作為社會經濟存在之主體性，主張一地之事應委之予一地之‘公論’而已。”【16】溝口雄三認為“鄉(xiāng)里空間”構成了中國“現代”一個非常重要的起源，正是有了這個以“共同體”作為基本取向的“現代”，就決定了中國“現代”的“理想”不是從“個人”出發(fā)，而是以“共同體”為歸宿，不是以“私有產權”規(guī)劃前景，而是用“公有財產”互幫互助，他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例：“在中國思想史上，我們可以把孫文的三民主義列為近代思想，但這一思想的目標是在‘民權、民生、民族’的基礎上反專制、求平等，而不是要確立真正的自我”。【17】

“鄉(xiāng)里空間”之所以能夠構成，是因為中國土地特有的復合性所有權關系，即田底權和田面權并存?！?8】但在晚清以來的現代化過程中，隨著單一產權觀念的引進，瓦解了作為“鄉(xiāng)里空間”基礎的土地制度，導致士紳階層不斷劣質化——也就是“土豪劣紳”的大量涌現，從而使得這一階層從“鄉(xiāng)里空間”的主導者變成了“鄉(xiāng)村共同體”的破壞者，也讓凡是更多依賴士紳階層的政府或政黨，如北洋政府、國民黨等，最終都難免失敗的命運，唯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以人民大眾為革命的主體，把“鄉(xiāng)村共同體”的破壞者“土豪劣紳”及其政治上的代理人國民黨作為斗爭對象，從而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首先必須是土地革命，因為從明末開始要求形成的“鄉(xiāng)里空間”要解決的就是土地問題。作為“鄉(xiāng)村共同體”，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遭到破壞，中國共產黨打倒土豪劣紳，解放人民大眾，在一個新的層面上恢復并重建了“共同體”傳統?！?9】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溝口雄三借鑒前輩學者島田虔次的研究，勾勒出一個大的歷史脈絡：如果說從陽明學開始，明代以來的發(fā)展道路可以被看成是“現代”的“萌芽”，那么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應該被看作是現代化的“開花結果”； 具體到中國革命的實際狀況，也就是從農村土地支配關系和在此基礎上的國家權力的實質性轉換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現代”和中國革命，【20】他則進一步描繪出更詳盡的構圖：“基于明末清初時期私有制的‘民土’觀的確立→民眾自下而上要求土地‘均’等分配的要求→清代普及開來的建立于私有制基礎上的宗族制的‘公有（公有）→太平天國的‘國家’共同體性質的‘公有’主張→孫文等革命派們的土地政策（平均地權、耕者有其地）→毛澤東的國家共同體的土地公有（國有）化政策→改革開放政策引起的以公有制為名義的私有的復活。”【21】

從溝口雄三描繪的構圖，我們更能體會安德森批評傅高義的深意了，如果離開中國現代歷史和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就沒法完整地理解和把握鄧小平的改革。當鄧小平一再強調“共同富裕”之于“社會主義”的“本質意義”時——“社會主義最大的優(yōu)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qū)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fā)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fā)展，就可能出亂子”【22】——背后接續(xù)的是20世紀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傳統，因為“正是在中國強有力伸展著的相互扶助的社會網絡、生活倫理以及政治理念，才是中國的所謂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23】“共同富裕”所要完成的，依然是中國共產黨人面對現代中國歷史的“縱斷面”和“橫斷面”的交錯而要恢復與重建“共同體”的理想。

本文為作者賜稿，更多內容參閱作者新書《人民至上》（羅崗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轉載請注明出處，謝謝合作！

【1】Perry Anderson : Sino-Americana,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4 No. 3 （9 February 2012）。

【2】Perry Anderson : Sinomania ,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2 No. 2 （ 28 January 2010）。

【3】參見傅高義：《鄧小平時代》第24章“轉型的中國”的有關論述，馮克利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

【4】參見何偉亞：《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鄧常春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5】趙剛：《是什么遮蔽了史家的眼睛——18世紀世界視野中的馬戛爾尼使團來華事件》，《視界》第九輯，李陀、陳燕谷主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6】參見Perry Anderson : Sino-Americana。

【7】參見參見傅高義：《鄧小平時代》導言“這個人和他的使命”的有關論述。

【8】溝口雄三：《辛亥革命新論》，林少陽譯，載《重新思考中國革命——溝口雄三的思想與方法》頁109，陳光興、孫歌、劉雅芳編，臺灣社會研究雜志社，2010年。

【9】溝口雄三：《辛亥革命新論》，《重新思考中國革命——溝口雄三的思想與方法》頁110。

【10】賀照田：《勉力獻疑》，《重新思考中國革命——溝口雄三的思想與方法》頁143。關于由“鄉(xiāng)里空間”和“各省之力”主導的“辛亥革命”為什么最終還是失敗，并且因為它的失敗而激發(fā)了新的革命契機?？蓞⒖幢緯谝徽隆稄?ldquo;鄉(xiāng)里空間”到“士紳共和國”：一個失敗的方案》。

【11】溝口雄三：《中國的沖擊》頁82—83，王瑞根譯，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

【12】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頁89，趙京華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關于“資本—國族——國家”的“三位一體”構成了“西方現代性”最主要特征的論述，可以參見柄谷行人：《邁向世界共和國——超越“資本—國族——國家”》，墨科譯，臺北，商務印書館，2006。

【13】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屈折與展開》頁10，索介然、龔穎譯，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14】關于“公”與“私”關系以及在中國、西方和日本不同語境下意義的比較與展開，具體可以參見溝口雄三：《中國的公與私•公私》，鄭靜譯，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

【15】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屈折與展開》頁14。

【16】溝口雄三：《辛亥革命新論》，《重新思考中國革命——溝口雄三的思想與方法》頁118.

【17】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屈折與展開》頁339。

【18】關于“田底權”與“田面權”關系的討論，特別是清代至民國這段中國產權“現代化”變遷中，土地的復合產權遭遇的挑戰(zhàn)，黃宗智很清晰地指出：“對農民來說，一塊土地的價值取決于其生產的東西，這似乎是常識。正如他們觀察到的那樣，生地只有通過種田人的努力種‘熟’后才具有真正的價值。因此一個佃戶把一塊幾乎一文不值的土地變成一件有價值的東西，他應該從他的辛苦中受益似乎是適當的和公正的，因此形成了田面權的概念。然而，站在國民黨的角度來看，是供需而不是勞動投入決定了一塊土地的價值，收益應歸于承擔風險的‘不動產’投資商而不是種田人。當然，該觀點在古典自由主義產權理論中得到完全的表達”。但他并沒有注意到中國土地復合產權與“鄉(xiāng)村共同體”或“鄉(xiāng)里空間”的建構與解體之關聯。參見黃宗智《法典、習俗與司法實踐：清代與民國的比較》（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頁110。特別是該書的第六章《田面權》。

【19】關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如何處理“鄉(xiāng)里空間”的危機以及用革命的方式重建“鄉(xiāng)村共同體”，可以參見本書第二和第三章。

【20】參見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屈折與展開》頁340-341的論述。

【21】溝口雄三：《中國的沖擊》頁76—77。

【22】鄧小平：《善于利用時機解決發(fā)展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364，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關于“共同富裕”的問題，下文還將展開更具體的討論。

【23】溝口雄三：《中國的沖擊》頁124。

（完）

鏈接：傅高義：“中國還會沿著鄧小平的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