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羅崗老師于2018年11月在第十六屆開放時代論壇“中國話語”發(fā)言稿《“何以中國”：“中國道路”的時間維度和空間跨度》。原載于《開放時代》雜志2019年第一期“中國話語”專題?！?

羅崗：

在溫老師和潘老師后面發(fā)言壓力很大，要講中國話語，他們兩位可以說是“中國話語“的代表性學者。我想到的是，如果要回答什么是中國話語，可能有一個前提性的問題，那就是“何以中國”？在“中國話語”中，“中國”并不是一個穩(wěn)定固化的、不言自明的概念，而是一種需要不斷重返、反復表述甚至需要常?！稗q護”的“話語”。為什么中國成為一個問題？不能僅僅從學術討論的角度來看，而必須把它看成一個被“現(xiàn)實”倒逼出來的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可能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生活在中國，是一種不證自明的狀態(tài)，有著穩(wěn)固的基礎，不會構成一個問題，所以這些年很多人講中國話語、中國道路甚至中國崛起和“中國震撼”，都把以中國作為一個不言自明的概念或者無須論證的存在，著重點都放在了“崛起”或“震撼”上。

我這樣講，并不是簡單要求在學術上對“中國”做一個概念史的梳理，也不只是需要從歷史上把“中國”的來龍去脈講清楚，這些工作都很有必要，但顯然還不是問題的關鍵，“何以中國”可以表現(xiàn)為一個學術問題，但僅僅在學術層面是無法說清的，因為這是一個被現(xiàn)實倒逼出來的的問題，是一個需要結合時間的維度和空間的跨度才能加以把握的問題，是一個需要歷史和現(xiàn)實的雙重視野才能看清的問題。

從現(xiàn)實的視野來看， “中國”以及與之相關的“中華民族”正在經(jīng)受嚴峻的挑戰(zhàn)，這些年來，無論是西藏的問題還是新疆的問題，都在挑戰(zhàn)中國以及與之相關的“中華民族”的概念，并且將中國逐漸窄化為與“漢民族”/“漢語”密切相關的政治共同體，這使得“中國”是否能容納如新疆、西藏或者邊疆其它各少數(shù)民族，就大成問題了。而且這個問題既表現(xiàn)在現(xiàn)實各種各樣極端主義思潮中，一方面以“一個民族、一種語言、一個國家”的模式強調自身的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進而強化了不同形式“獨”的傾向，另一方面則在學術的層面上不斷地“解構中國”，在時間上質疑“中國”是否具有內在的連續(xù)性，在空間上強化“中國”內部的斷裂性。

近年來圍繞著新清史的討論，可以看作是一個癥狀，“新清史”的核心問題意識，即是將“清朝”與“中國”區(qū)隔開來，凸顯“清朝”的滿洲特性，所謂“反清復明”，恢復的不就是明代中國的十八行省嗎？如此一來，清朝與中國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就變成一個大問題了。新清史意義上的“清朝”問題，一旦提出來并被廣泛接受，意味著“中國”在時間的連續(xù)性和空間的包容性上都遭遇了極大的挑戰(zhàn)，我們所熟悉的大一統(tǒng)在某種程度上被極大地松動了，需要回應的是歷明代中國十八行省和滿洲（東北）、回疆（新疆）、蒙古、西藏以及西南邊陲各少數(shù)民族之間是怎樣一種關系？長城內外之間是怎樣一種關系？對這些關系的回應，直接關系到中國在現(xiàn)實層面上如何面對各種分離思潮和獨立思潮，重構中國在學理層面和實際層面上的包容性。

影視劇中論及滿漢風俗對立的片段

與此相關，另一現(xiàn)實問題，也屬于“周邊有事”，那就是臺灣和香港的問題，臺灣統(tǒng)一問題面對的是臺獨的勢力，香港一國兩制需要應對“港獨”的勢力，這兩股勢力對中國概念的挑戰(zhàn)，不再是簡單回溯到歷史中去——盡管也存在著這一“去中國化”的面向——但更重要的是，臺灣問題和香港問題的挑戰(zhàn)，動用了非常多的左翼話語資源來討論當下中國的社會性質，其核心就是把中國的現(xiàn)實，對內界定為“資本主義”，一個“帝國主義”，被海外輿論熱炒的“中資”和“中帝”即來源于此。

臺灣從國民黨開始，有所謂親美反共的傳統(tǒng)，但這一意識形態(tài)現(xiàn)在產(chǎn)生了變形，它被巧妙地置換了，因為中國變成了“中資”和“中帝”，所以“臺獨派”可以站在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立場，動用許多西方左翼也即白左話語來批判中國。如何回應這些批判，同樣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國的現(xiàn)實和未來，如何解釋中國的崛起，但這些理解的前提，必須回到什么是中國這個根本性的問題上來，這也就是為什么討論“中國話語”需要回答“何以中國”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