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上，如果美國人民被剝奪了投票權，他們就會造反。然而，他們的選票實際上已經(jīng)被富人劫持了，但大多數(shù)美國人還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都~約時報》前專欄作家阿南德·吉里德哈拉達斯在其著作《贏家通吃》一書中詳盡地記述了美國中產(chǎn)階級的夢想是如何幻滅的。他說：

一個成功的社會是一臺進步的機器。它吸取創(chuàng)新的原材料，產(chǎn)出廣泛的人類進步，但美國這臺機器壞掉了。近幾十年來，進步的成果幾乎全被幸運者攫取了。舉例來說，自1980 年以來，處于社會底層的那一半美國人的平均稅前收入幾乎沒有增長，但處于金字塔塔尖 10% 的美國人的平均稅前收入翻了一番，處于塔尖 1% 的美國人的平均稅前收入增長了不止 3 倍，而處于塔尖 0.001% 的美國人的平均稅前收入增長了 7 倍多。這些熟悉的數(shù)字意味著，30 多年來，這個世界上發(fā)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沒有對 1.17 億美國人的平均收入產(chǎn)生任何影響。

研究政治制度的美國學者喜歡引用阿克頓勛爵那句有名的俏皮話：“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币眠^后，他們可能會在心底悄聲說：“感謝上帝，我們生活在一個三權分立的民主國家，腐敗不可能發(fā)生。”但所有這些學者都應該考慮一下阿克頓勛爵這句名言的變體：“金錢導致腐敗。絕對的金錢導致絕對的腐敗?！?

金錢對美國政治的腐蝕應該引起重視。在大多數(shù)國家，個人或企業(yè)利用金錢來影響公共政策被稱作腐敗。即使在腐敗橫行的第三世界國家，人們也知道這是違法的，盡管人們對腐敗往往無可奈何。但在美國，人們不認為利用金錢影響公共政策是腐敗行徑，因為美國最高法院已將這一行為合法化了。

在將使用巨額資金影響公共政策這一行為合法化的過程中， 美國最高法院顯然忽視了約翰·羅爾斯的警告——“如果那些擁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可以利用自身的優(yōu)勢來掌控公共辯論的進程”，那么將會產(chǎn)生以下腐敗結果。

最終，這些不平等將使那些處于金字塔塔尖的人能夠對立法施加更大的影響。他們可能會適時獲得在社會問題上更大的決定權，至少在那些會使情況更加有利于他們的問題上是如此，并且這些人通常對這些問題保持意見一致。

過去幾十年間發(fā)生的事情恰好證實了這一點：富人在“有利于他們獲得更好的社會環(huán)境的問題上獲得了更多決定權”。財富和政治權力已然從美國人口的大多數(shù)人手中轉移到了享有特權的極少數(shù)人手中。因此，美國無疑已經(jīng)成為一個由富豪統(tǒng)治的國家。

1989—2013年，美國前10%家庭擁有的財富占全國所有家庭財富的比重從2/3增加到超過3/4，中間40%家庭擁有的財富占比從30%下降到23%，后50%庭擁有的財富占比從3%下降到1%。資料來源：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翻譯：殷鵬。制圖：蔡華偉。圖片來源：人民網(wǎng)

簡單方案與艱難決策

對此，用列寧的話說就是：“該怎么辦？”就這三個戰(zhàn)略錯誤來說，好消息是它們可以通過以下三個簡單措施來修正。第一步是西方，尤其是美國，應該承認自己在全球化中所受的創(chuàng)傷是咎由自取，這三個錯誤證明了這一點。第二步自然是對創(chuàng)傷采取補救措施。第三步是西方和東方，尤其是美國和中國，應該就合作應對全球化面臨的共同挑戰(zhàn)達成新的全面理解。

遺憾的是，這些措施盡管從理論上看很“簡單”，但在實踐中難以實施。第一步可能是最難實現(xiàn)的，因為包括美國在內(nèi)的大多數(shù)國家，都更愿意相信是其他國家導致了它們的問題。因此，當特朗普發(fā)動對華貿(mào)易戰(zhàn)時,少有美國人敢于揭示不可否認的事實：美國的貿(mào)易逆差是國內(nèi)因素而非外部因素造成的，美國國內(nèi)消費和儲蓄之間的不平衡是造成貿(mào)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事實上， 即使美國對中國貿(mào)易逆差下降，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貿(mào)易逆差也不會減少。2017—2019年特朗普引發(fā)貿(mào)易摩擦期間，美國對華貿(mào)易逆差從2017年的3750億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3450億美元，但美國對全球的貿(mào)易逆差從 2017年的7920億美元上升到了2019年的8540億美元。

因此，除非美國承認自己在全球化進程中所面臨的問題是自身導致的，否則它很難采取必需的補救措施，尤其是重建強大而有效的機制來應對全球化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挑戰(zhàn)，以及扭轉導致美國出現(xiàn)金錢政治局面的舉措（美國最高法院將企業(yè)無限額政治捐款合法化的決定也是導致美國金錢政治局面的一個原因）。簡言之，第一步和第二步是相輔相成的。只有首先承認自己患病，才能找到治愈的辦法。美國如果不承認國內(nèi)問題是自身導致的，就無法解決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

美國在艱難實施前兩步的同時，可以采取第三步行動：就如何共同應對全球化挑戰(zhàn)與中國達成新的諒解。在這方面，理論上， 中美兩國的利益看起來可能不可調和。然而，正如我在《中國的選擇》一書最后一章中用大量篇幅所闡釋的那樣，中美兩國在長期利益上不存在根本性的沖突。事實上，美中之間有 5 點“共同利益”。如果說美國政府的首要目標是改善美國人民的福祉（本應如此），中國政府的首要目標是改善中國人民的福祉（確實如此），那么這兩個目標之間就沒有根本性矛盾。事實上，如果能夠相互合作，而不是糾結于地緣政治競爭上的零和博弈，兩國政府成功實現(xiàn)各自目標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這種雙贏合作所面臨  的主要障礙是，華盛頓許多有影響力的人認為，美國的首要目標應該是維護其在全球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然而，在主導地位與人民利益之間，美國人民的利益顯然更為重要。純粹的常識足以說明這一點。

簡言之，盡管在如今的政治背景下，我們難以想象中美能夠互利合作，但現(xiàn)實是，雙方能夠且應該合作。中美雙方，尤其是兩國政府，都不應忘記它們的首要任務是改善本國人民的福祉。它們可以通過合作而非對抗來實現(xiàn)這一目標。

馬凱碩：《亞洲的21世紀》，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