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東盟的知識界如何超越西方的知識體系來認識彼此，共同合作發(fā)展出一套有利于雙方友好合作的知識體系，是擺在學者面前的一個任務和挑戰(zhàn)。雙邊合作既需要卓越的政治家和戰(zhàn)略性企業(yè)家來推動和引導，也需要學者積極為雙邊對話合作提出引領性的觀念和知識。

然而，我們過去在認識彼此的時候，多多少少太倚重西方關于東南亞學和中國學的知識，從而潛在地影響了我們對彼此的判斷和認識。這么說并非要否定西方過去關于東南亞和中國的知識，而是說這套知識體系存在不少問題。我來印尼的時候，在上海飛往雅加達的飛機上讀一本東南亞歷史的書，是西方人寫的，作為一名學者，我的知識面使得我在閱讀的時候能夠對書中關于東南亞偏見性的知識保持警惕和鑒別。在閱讀的時候我想，如果普通讀者閱讀的時候，恐怕不會作必要的警惕和鑒別。假如全盤接受的話，其對東南亞的認識自然會受這類歷史書的影響。

愛德華·薩伊德批評了西方關于中東的研究，是戴著西方的價值觀、歷史觀、世界觀的眼鏡來研究中東的，有關中東的知識存在很多誤讀和偏見，他將這種偏見性的知識稱為“東方學”。實際上，也許我們可以說西方也存在一個東南亞學，這個東南亞學當然也是戴著它們的眼鏡得出的。同樣，西方也存在一個中國學?，F(xiàn)在東南亞和中國的知識交流狀況是，你們東南亞學者更多地依靠西方生產(chǎn)的中國學來認識中國，在我們中國，學者一定程度上也依靠英語世界關于東南亞的知識來認識東南亞。這就是知識交流的一個尷尬的現(xiàn)狀，我們需要打破這個現(xiàn)狀，轉到更多地彼此合作，立足自己，形成關于彼此較為準確的知識，從而為雙邊合作構筑更為客觀的知識體系。

舉個例子，東南亞學者受到費正清的朝貢體系影響不小。然而從我自己的研究來看，用“朝貢體系”這個概念來認識過去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是一個不恰當?shù)母拍?。這個概念使用日久，使周邊國家潛意識擔心中國強大后會恢復這種體系。然而，實際上，在我看來，中國過去同周邊地區(qū)形成的是大小國家共生的體系，是一個共生秩序，不是費正清誤讀的朝貢體系。同樣，我們研究東南亞，根據(jù)西方提供的東南亞學，可能覺得東南亞是一個野蠻、未開化、愚昧的地區(qū)，然而，東南亞的文明和歷史非常久遠，在人類文明史中同樣貢獻很大，所以東南亞國家學者也需要對這類知識進行必要的清理，寫出自身卓越的歷史來。

費正清

那么，我們如何超越西方生產(chǎn)的東南亞學和中國學，形成雙方持久合作的知識基礎，來真正加深彼此的認識和理解？這需要雙方知識界的自覺和思想解放，通過人文交流，共同合作，逐步形成我們自己雙邊合作的知識體系。

我認為，雙方已經(jīng)為此做了不少工作。從中國外交哲學來講，我們在對待區(qū)域合作問題上，強調合而治之，我們支持東南亞走符合自身區(qū)情的合而治之道路，支持東盟扮演核心作用。我認為這個外交哲學需要大家共同去研究和發(fā)揮，假如我們不加鑒別地奉西方特色國際關系理論中的“分而治之”為圭臬，我們雙邊合作以及東盟內部合作必定會出問題，各位知道，分而治之這種殖民主義外交哲學思想和遺產(chǎn)對世界許多地區(qū)造成了也正在造成很多痛苦和悲劇，中國外交哲學和外交價值觀不接受這套理念，我們對各個地區(qū)的合作都持“合而治之”的哲學和價值觀。我們對非洲、拉美、阿拉伯國家、中東歐國家，包括東南亞國家，奉行的都是這套合而治之的外交哲學。

同樣，東盟也為區(qū)域合作提供了自己的實踐和知識。東盟提出的互聯(lián)互通概念，我個人認為比歐洲一體化概念要更適合東盟地區(qū)發(fā)展以及東盟和中國關系的發(fā)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多個國際場合，也倡導互聯(lián)互通概念。東盟應該有智慧，超越和避免歐盟進程中的問題，形成自己互聯(lián)互通的道路，我個人認為，我們與其按照歐洲一體化理論來對照自己的發(fā)展，還不如切實以互聯(lián)互通理論來探索出發(fā)展中地區(qū)區(qū)域合作的新路來。在這方面，中國和東盟的互聯(lián)互通工作可以在各個層面、環(huán)節(jié)、領域來逐步推動。

這方面有利于促進彼此合作的共同知識生產(chǎn)還有很多。比如，東盟國家和中國可以一起發(fā)展國際法中的中立思想和制度，彼此在發(fā)展地區(qū)和平發(fā)展的國際法體系上也能做很多?？傊?，現(xiàn)在到了我們超越西方的中國學和東南亞學，真正立足命運共同體這個命題，從我們自身來思考我們共同的前途和命運的時候了?，F(xiàn)在雙邊合作的實踐成果已經(jīng)很多，但是共同的知識和理論成果卻顯得滯后，所以學者有這個使命去彌補我們合作的共同知識這塊短板。

（本文為作者在2016年6月3日在印度尼西亞三寶壟舉行的中國東盟對話關系25周年會議上的發(f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