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田雷教授所撰寫的《“當春乃發(fā)生”——人大七十年歷史的多重時間構造》，原載于《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8期。為方便轉(zhuǎn)載，注釋從略，引用請以正刊為準。

【文/ 田雷】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于1954年9月15日開幕，毛澤東主席在開幕詞中稱：“我們這次會議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標志著我國人民從一九四九年建國以來的新勝利和新發(fā)展的里程碑”。從這一時刻作為歷史的起點，全國人大作為國家機關開啟了它的運轉(zhuǎn)，風雨兼程至今七十年。

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致開幕詞 中國人大網(wǎng)

“七十年”的歷史，全國人大從第一屆走到現(xiàn)今的第十四屆，十四屆的任期跨越共和國史上的三個時期，先后有11位黨和國家領導人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僅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的立法職權而言，現(xiàn)行有效法律目錄內(nèi)共包括法律302件。在此意義上，自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起，這七十年的人大歷史應該怎么講，就是時代交托給研究者的一項重大任務。

對于這個任務，本文嘗試思考一個基礎的理論問題，七十年的歷史本身就是從時間維度上來講的，但時間從來不只是空洞的計量單位，只要走出一段歷史的行程，時間也就產(chǎn)生了相應的歷史構造。設想歷史是一列時代的火車在前行，那么時間構造的元素就包括起點、方向、提速、減速、滑行、不同中間站的駐停，還有晚點后的加速、突發(fā)情況時的剎車，甚至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山重水復柳暗花明，也都是復雜歷史在其展開過程中的時間節(jié)奏。就此而言，繪制人大七十年的歷史地圖，我們所能看到的是一種多重的時間構造。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與會部分代表合影。 新華社

“屆+次”

不妨從基本史實入手。這七十年，從1954年到2024年，起點是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到今年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人大的時間形成了一個非常確切的“屆+次”構造。這一構造是法定的，首先是由憲法規(guī)定的，按照現(xiàn)行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第60條），“會議每年舉行一次”（第61條）。全國人大雖然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有權修改憲法，但也是憲定的國家機構（由憲法第三章第一節(jié)所規(guī)范），上述兩條就設定了人大時間的基本結構，我們可以把其“屆+次”構成理解為一種“五進制”的時間秩序，也即人大的屆別在算法上遵循逢五進一的規(guī)則。

當然，“五進制”是法定的規(guī)則，并非自然的秩序，按照“五四憲法”，全國人大每屆任期為四年，當時法定規(guī)則就是“四進制”。關于“五進制”，還需要指出一點，在由現(xiàn)行憲法第三章所規(guī)定的國家機構中，從中央到地方，從國家權力機關到行政機關等其他國家機構，每屆任期五年可以說是普遍的規(guī)則。

以國家主席、國務院、中央軍委等中央國家機構為例，相關條款的立法例都是“（相應國家機關）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但不同之處在于，在這些國家機構中，只有全國人大的時間秩序是累加式的，其他機關只要求任期同全國人大做同屆的對齊。

也就是說，國務院作為中央人民政府也是五年一屆，國務院總理常有“本屆政府”這樣的表述，但國務院的屆別在日常政治中并不存在明確的屆數(shù)，也不采用人大時間的累加算法。這就導致了一點，我們都知道現(xiàn)在的全國人大是第十四屆，但這個屆次并不能類推至國務院等其他國家機構。

如此看來，為什么人大時間采用了獨特的累加算法？這本身即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一個機構組織的命名方式通常體現(xiàn)出某種深層的制度設計原理，只是歷史一旦形成慣性，某些設計反而會因習以為常而導致日用卻不自知的狀況。為什么只有人大時間采用“屆+次”的累加算法，而其他國家機構雖然要在任期上同人大做時間線的對齊，但自身卻不做屆次的累計？

對于這個問題，一個可能的答案在于我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權組織形式。憲法第3條規(guī)定，其他國家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chǎn)生”，在此意義上，全國人大既是最高的，又是其他國家機關的母體，故而它的時間秩序具有原生性。憲法在規(guī)定其他國家機關任期時，“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這種特別的遣詞造句也體現(xiàn)出人大是產(chǎn)生其他國家機關的母體，所以只在母體的機構命名上采用屆次累加的方式，以人大“屆+次”秩序作為時間的坐標系，其他國家機構同人大任期保持屆別的對齊，就能得到各就各位的安放，這種憲制安排，也可以說是以人大為母體的政權組織形式在時間維度內(nèi)的展現(xiàn)。

簡言之，全國人大不僅是“每屆任期五年”，且采用“逢五進一”的機構命名法，由此構成了譜系清晰的時間層次，而其他國家機關則不用人大的“五進制”，它們有屆別也有屆數(shù)，但在日常政治的表述中，只需要換屆時間同人大對齊，由此維系整個國家機構系統(tǒng)在時間秩序內(nèi)的統(tǒng)一和連貫。

出席第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代表合影 中國人大網(wǎng)

“開會+閉會”

全國人大這種法定的“五進制”時間構造，以及連帶形成的“屆+次”累計的機構命名，隨著歷史的不斷延伸，也就生長出一個以人大機構作為主體的時間秩序，人大的歷史由此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時間結構。比如，只要提到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我們就能想到現(xiàn)行的“八二憲法”正是在該次會議上通過的，記憶也返回1982年。

當然，并非每一次的全國人大會議都能成為共和國歷史上的里程碑（或許大部分屆次的全國人大會議都會隨著時間流逝而從人們的記憶中淡出），即便如此，這種在年份、屆次和里程碑事件之間存在著如此緊密的對應關系，可以說是人大時間秩序所特有的；相比之下，國務院作為中央人民政府，其在歷史上的時間層次于我們的政治記憶中可能首先對應著國務院總理，我們通常是通過總理來定位國務院屆別的。如此說來，人大就其組織構成方式而言就有其時間性，甚至可以說全國人大是一種時間性的存在。

人大組織構成的這種時間方式，很容易導致一種簡單“史觀”的流行，研究者僅從憲法以及相關法律的條文就做出推定，人大的時間秩序是一種勻速的、均質(zhì)的、單向度的前進運動。尤其是相關組織法如《全國人大議事規(guī)則》更進一步規(guī)定，全國人大會議“于每年第一季度舉行”，且近四十年人大會期常態(tài)化在每年3月舉行。

回顧歷史，自1978年起，全國人大每年舉行會議，每五年構成一屆，如果不能刺穿這種常態(tài)的慣性，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要在2024年寫作一部“人大通史”，其內(nèi)容的一級目錄就是一年一會、五年一屆的線性疊加。這樣的構造是勻速的，人大時間是可以整除的，可以做七十等分。這種簡單的史觀，主要是基于法律條文的形式推演，它并非必定是錯誤的，但確實失之于簡略。

如此構成的歷史雖然貫通了七十年的縱深，但七十年的時間不過是一年的七十倍延伸，或者說我們可以對歷史進程做七十倍速的快進，其敘事邏輯是被高度壓縮的，這樣的簡史也注定是空洞無物的。既然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必須思考人大歷史的時態(tài)問題，建構出一種復雜的人大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