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文揚】

兩周前的《從中國看伊朗：歷史從未遠去》一文，引起讀者熱議，不少的質(zhì)疑集中在中華歷史與伊朗歷史的比較對照這方面，批評者認為兩者完全沒關系，再者就是質(zhì)疑早期文明與現(xiàn)代國家的關聯(lián)、千年歷史與當下政治的瓜葛。

質(zhì)疑得有道理，因為這種從中華視角出發(fā)、從歷史維度切入的觀察方式，不在現(xiàn)實主義理論分析框架之內(nèi)，看起來頗有些奇怪。

但中國畢竟是一個歷史型國家，對于自身乃至世界，都會歷史地看問題，不輕易滿足于歐美學院派那些非歷史的、平面化的純理論框架。這一點帶有必然性，可以算是國際問題領域里的“中國特色”。

“中華中心論”的必然性和局限性

首先要承認，“中華中心論”不是無中生有，也不是大中華主義，而是基本事實。因為在歷史上大部分時間里，亞洲大陸的很多地區(qū)，其王朝興衰、社會演變都是以中華為中心的，其歷史描述也都以中華為中心，并沒有其他。

按梁啟超的劃分，中華歷史從秦統(tǒng)一到乾隆末年是“亞洲之中國”階段，在此期間中華與亞洲各文明之間都有融合交流，但是中心地位從未改變；而從乾隆末年到當下則是“世界之中國”階段，中華成為了世界民族之林的一部分，失去了中心地位。

但在時間上，前者是兩千多年，后者是兩百多年，十比一。而中華和亞洲的歷史被整體轉(zhuǎn)換到以西方為中心的立場上、被理解成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歷史”之一部分，則只有一百年不到的時間，二十比一。

這就帶來了問題：當現(xiàn)實問題的根源埋伏在歷史深處，必須通過梳理歷史才能厘清脈絡時，“西方中心論”的理論框架能適用多少？一兩百年以上更長的東亞歷史，如果不用“中國中心論”的理論框架用什么？眾所周知，涉及到南海、東海問題、中緬、中印、中蒙關系問題，無一例外都要從“自古以來”說起。尤其是半島核問題，無論世界上有多少研究，也只有中國才會從數(shù)千年中原王朝與邊疆地區(qū)之間的關系上深刻理解該問題的本質(zhì)，而外人則很難完全明白。

半島的現(xiàn)代國家脫胎于最后一個朝鮮王朝——李氏朝鮮，這是一個歷經(jīng)27代君王綿延500余年的長命王朝，而它的建立和早期歷史，則與中原大明王朝之間密不可分。由太祖高皇帝欽定國號，接受大明朝的冊封，自稱“皇明朝鮮”，靠儒教治國。這樣的歷史關系，當然與任何基于歐洲自身小歷史的“西方中心論”國際關系理論都風馬牛不相及。

實際上，自秦朝統(tǒng)一至清朝晚期越兩千年，中原王朝周邊先后出現(xiàn)過的各個大小王朝，絕大多數(shù)都是在以中華為中心的時空中獲得定位的。其基本形勢是：小的王國甘心接受依附的地位，或是羈縻，或是冊封，或是朝貢；而大的王國則覬覦皇位，逐鹿中原，時刻以大中華霸業(yè)為夢想。如歷史上的鮮卑、契丹、蒙古、女真、滿族等都是如此。而近代以來的日本，不過就是大中華霸業(yè)追夢者的最后一個，其興衰過程也未脫離中華中心大歷史的千年軌道。

如此視角中的半島核問題又是什么？離開了歷史維度的研究是不是走入了誤區(qū)？這很需要中國人深思。

當然，歷史不是問題的全部，“中華中心論”畢竟不再是現(xiàn)實。重視歷史的同時也要承認，曾經(jīng)的中華中心無論持續(xù)了多長的歷史時間，覆蓋了多大的地理范圍，終歸還是有極大的局限。

在時間上，至遲到了十九世紀后期，全世界都轉(zhuǎn)入了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歷史”進程當中，包括中華中心在內(nèi)的各個非西方的中心先后土崩瓦解，進了歷史博物館。最終的結(jié)果，是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世界各國，都將自身納入了西方中心的國際體系并成為其中的一個成員，也都將自身的社會發(fā)展納入了西方中心的單線歷史觀并進入了其中的一個階段。

而在地理范圍上，從全球的視野來看，中華中心所輻射的疆域，在最廣闊的時期也只局限在亞洲東部的一部分，而且離中原越遠，中心的影響越弱，歷史記載也越模糊。古代的中華秩序內(nèi)含了一個以中原九州為中心向四周延展的環(huán)形范圍，范圍的邊緣在華夏人眼中屬于“四極八荒”、“化外之地”，既無動力去占領，也無興趣去了解。

沒能認識到“天下”之外還有“天下”，正是中華中心最大的局限性所在。東亞的朝鮮和日本，由于浩瀚太平洋的隔阻在地理上被固定在了“四海之內(nèi)”的邊緣位置上，只能朝向中華中心，未能構成獨立的“天下”；但是西亞、南亞和內(nèi)亞諸國則不同，很多文明不僅不是中華中心的邊緣，反而是其他“天下”的中心。對于這一點，中國人直到近代以前始終未能充分認識到。

漢朝張騫西行，《史記·大宛列傳》記：“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shù)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漢書·西域傳》記：“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彪m然也有關于疆域、民俗、軍事和經(jīng)濟等方面的考察，但均未超出對于北胡匈奴的了解和描述，并等同視之。

張騫通西域復原圖

到了唐代，玄奘歷時19年遍游西域天竺百余國，抵達了今天的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在印度居留五年，了解到了“五印度之境，周九萬余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形如半月。畫野區(qū)分，七十余國”，卻也未能建立起新的天下觀?！洞筇莆饔蛴洝烽_篇即說：“是知方志所未傳、聲教所不暨者，豈可勝道哉！”這分明已經(jīng)感覺到了世界之大、天外有天，但是對于中土和大唐的信仰仍堅定不移：“庖羲出震之初，軒轅垂衣之始，所以司牧黎元，所以疆畫分野。暨乎唐堯之受天運，光格四表，虞舜之納地圖，德流九土。…我大唐御極則天，乘時握紀，一六合而光宅，四三皇而照臨?！?

玄奘西行路線復原圖

今天回顧地看，這也許是一個巨大的遺憾。玄奘西行如果早一百年，就有可能通過統(tǒng)一的薩珊波斯了解到地中海世界；如果晚一百年，就有可能通過統(tǒng)一的阿拉伯帝國知道更遠的西方。玄奘返回長安是在公元645年，阿拉伯帝國第三任哈里發(fā)奧斯曼遣使來大唐朝貢是在公元651年，而100年后的751年，高仙芝統(tǒng)率的唐軍在天山北麓的怛羅斯河畔與黑衣大食伊斯蘭軍進行了第一次大決戰(zhàn)。按說雙方都已經(jīng)實實在在地觸摸到了對方，距離第一次的全球化也只有一步之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