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與游居之劃分的意義何在？

觀察者網(wǎng)：《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一書出版之后，引起了一些討論，特別是關(guān)于定居與游居、秩序主義與運動主義這幾個概念，有些讀者感到不太好理解。例如用定居農(nóng)耕來為中華文明的特性做概括，似乎意味著其他幾大文明都不適用這個概念，那么就應該歸為游居文明，這個劃分或多或少與人們的一般認知有差異。因為根據(jù)人們從歷史讀物上的了解，在古代的地中海世界和古代印度都很早就有了定居城市和農(nóng)耕村落，即使是西歐，中世紀以后也似乎都是定居的，特別是當代世界，全球各地的不同社會都是定居社會，如何理解其他文明大都是游居文明這個理論概括呢？

文揚：2019年我在觀察者網(wǎng)上發(fā)表了“70年對話5000年”系列文章，那時就首次提出定居文明與游居文明這個二分法，并將游居文明又分為了游牧、游獵、游商、游盜幾種類型，后來又在《天下中華》和今年這本《文明的邏輯》兩本書和《文揚論文明》音頻課中進行了詳細闡釋。但是對于很多讀者，初次接觸這個二分法還是會有一些不理解。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當使用“定居”和“游居”來對不同文明進行概括，指的是這些文明在整個文明史的尺度上看的一個總的性質(zhì)。舉個例子，比如概括兩個人的不同人生，說一個人是“流浪者”的一生，另一個人是“坐地戶”的一生，意思就是前者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四處流浪，后者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未離開過本地；而這兩個概括，對于前者并不排除他在大部分流浪時間的間隔期也會長住在一個地方一段時間，對于后者也不排除他在待在家鄉(xiāng)的大部分時間的間隔期也會出去四處走一走。但是如果從兩個人各自完整一生的對比來看，“流浪者”的一生與“坐地戶”的一生就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生，兩個人的人生經(jīng)驗和感悟，各自的性格、氣質(zhì)、舉止甚至相貌，都會有顯著差別。若“流浪者”的流浪生涯主要是打家劫舍、殺人越貨、霸占他人家園，那就更是如此了。

將中華文明概括為定居文明，將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概括為游居文明，指的就是各自在其完整的文明歷史上的一個總的狀態(tài)。在中華文明方面，從5000年的尺度上和這個文明的主體部分來看，都是連續(xù)定居在以中原地區(qū)為中心的一個近乎圓形的地理范圍內(nèi)的。而今天所說的西方文明則完全不同，這個文明實際上是在舊文明的廢墟上重新滋生出來的一個第三代文明，而它的起源、生長和壯大無不伴隨著整個社會的大規(guī)模遷徙和入侵，所對應的重大歷史事件分別就是公元5世紀前后的蠻族入侵羅馬帝國、11-13世紀的“十字軍東侵”和15世紀之后的大航海和新世界大殖民。在這個文明從誕生至今的整個文明歷史上，這三次大遷徙就是它的主線，被利奧波德·蘭克概括為“三次深呼吸”，這也是它區(qū)別于中華文明從來沒有整體上離開過原居地這個定居歷史的最顯著之處。就像是兩個不同的人生一樣，前者自出生到青年到壯年，每個階段都在四處遷徙和入侵，后者則一生中沒有離開過原居地，到了兩人相遇時，必然是處處不一樣，相互視為非我族類。

十字軍東侵（資料圖）

東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也都與此類似。東正教文明與西方文明同屬從古希臘-古羅馬文明廢墟中滋生出的新一代文明，后者在地理上轉(zhuǎn)向西北部，前者則轉(zhuǎn)向了東北部；自公元7世紀伊斯蘭文明崛起之后，在這個新興文明的擠壓之下，東正教文明向北擴展到了東歐、俄羅斯和西伯利亞，而這個地區(qū)自古以來就是眾多草原游居民族錯居雜處、相互殺戮的野蠻世界。在從16世紀開始的4個世紀中，通過這個文明中最強有力的俄羅斯人對此前幾個世紀里韃靼人領(lǐng)土擴張的反攻，俄羅斯的疆域以平均每日增加130平方公里或者每年一個愛沙尼亞國土的速度向外擴張，最終占據(jù)了2200多萬平方公里的廣闊土地。在這個擴張過程中，整個社會也是有很大一部分人口長期處于不斷遷徙的游居狀態(tài)。伊斯蘭文明同樣是在一場民族大遷徙過程中誕生的，這個文明公元7世紀從阿拉伯半島起源，隨后伴隨著一股向東方和北方的移民浪潮而迅速興起，其遷徙規(guī)?？氨裙?世紀日耳曼蠻族入侵羅馬各省。此后歷經(jīng)倭馬亞王朝、阿巴斯王朝、塞爾柱帝國直到奧斯曼帝國的多次大規(guī)模擴張，把伊斯蘭社會版圖伸展到了覆蓋北非、西亞、南亞和中亞的一個廣闊地區(qū)。在這個地區(qū)內(nèi)，連接歐亞非三大洲的商路四通八達，包括航海活動在內(nèi)的遠程貿(mào)易、宗教活動和軍事遠征是常態(tài)；由于整個社會以廣泛的奴隸制為基礎(chǔ)，而穆斯林人群則懷抱著“遷徙圓滿”“不再返回”的信條，加之在廣闊的沙漠地區(qū)缺乏轉(zhuǎn)入定居社會的自然條件，很大一部分人口同樣也長期處于不固定在家園土地上的游居狀態(tài)。

即使是印度文明也與中華文明有根本差別，由于其社會長期四分五裂，頻頻遭受外族入侵，缺少較長時間的統(tǒng)一和連續(xù)的大一統(tǒng)建設(shè)，所以盡管存在很大的定居社會，但也不具有類似于中華社會這種定居文明的特點，即連續(xù)的、大規(guī)模的、多元一體的定居農(nóng)耕生產(chǎn)生活方式和社會構(gòu)成。

所以可以說，除了中華文明，占據(jù)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區(qū)的其他幾大文明都不是在連續(xù)的、大規(guī)模的定居農(nóng)耕歷史中形成的，都在文明出現(xiàn)之后的很長時期內(nèi)仍然延續(xù)著史前人類游居采獵生產(chǎn)生活方式；從中國人的角度看，都是不同蠻族各自歷史的繼續(xù)。因為關(guān)于蠻族的定義正是由最早發(fā)育出社會復雜性和成熟文字系統(tǒng)的定居社會給出的，從連續(xù)的定居農(nóng)耕社會的角度看，居無定所、長期遷徙的游居社會，無論是騎馬民族還是海上民族，都是蠻族。古代中國人將這類社會統(tǒng)稱為“行國”，屬于“夷狄”，區(qū)別于中國“華夏”這樣的“居國”。

觀察者網(wǎng)：有些讀者注意到，您使用的是“游居”這個詞，而不是人們通常使用的“游牧”這個詞，為什么做了這樣一個區(qū)別呢？這個區(qū)別的意義是什么呢？

文揚：關(guān)于定居文明與游居文明這個劃分，其由來是這樣的：問題的起點在于Nomad這個英文詞。Nomad, Nomadism, Nomadic這些詞據(jù)說大約在明代就進入中國了，那時的中國人根據(jù)自己的歷史經(jīng)驗，毫不猶豫地將它們翻譯為“游牧”、“游牧的”，此后一直未曾進行過修正。

現(xiàn)在看來，這個翻譯實際上干擾了中文讀者對人類文明歷史的正確認知，因為Nomad這個詞本來的定義是指所有“沒有固定居住地的人群社團”，并不專指游牧社會。在史前社會，所有的采獵者社會都是Nomadic，在定居社會出現(xiàn)之后，除了游牧人群，那些沿貿(mào)易路線游走的馬匹商隊、駱駝商隊或船舶商隊，也都是Nomadic，甚至那些過著流浪生活的吉卜賽手藝人等，也用這個詞來描述，所以Nomad應該相對于漢語的“定居”翻譯為“游居”。

在人類學和考古學意義上，定居（Sedentism或Sedentariness）一詞的定義，可以指一種狀態(tài)，即“在一個地方長時間群體居住的生活方式”；也可指一個過程，即“從游居社會向永久留在一個地方的生活方式的轉(zhuǎn)變過渡”。在英文里，相關(guān)概念有Sedentary Settlements, Sedentarization, Fixed Habitat, Sedentary Lifestyle等。而Nomad這個詞就是與這個概念相對的那個概念。確切說，游牧這種生產(chǎn)生活方式，僅是畜牧生活的一種形態(tài)，正如日本學者杉山正明所說的，“特別是指隨著牲口追逐水草生長的足跡而將整個家搬來搬去的形態(tài)”。

因此，游居并不等同于游牧，在英文中，與Nomadic概念相關(guān)的有Hunter-gatherers, Pastoral Nomads, Tinker, Trader Nomads等，游牧社會只是游居社會中的一種。根據(jù)這番考證，我就使用了“游居”這個漢語詞與“定居”相對，作為對于不同文明特性的概括。

游牧社會（資料圖）

從心理學上講，一個人對自身的認識往往是在與“他者”的對比過程中逐步深化的。文明之間的對比也是一樣，對于中華文明，只有把視野放開，充分理解其他文明的移動和遷徙性質(zhì)，才能充分明白自身的定居性質(zhì)。日本麗澤大學教授松元建一在2002年寫過一篇《解說——關(guān)于“定居”與“移動”》的文章，文中說，他是在北非撒哈拉沙漠旅行時突然發(fā)生“頓悟”的。

當時的他第一次意識到，在廣大的阿拉伯世界，非定居的四處遷徙生活形態(tài)才是一般的生活方式，而相比之下，日本人這個以“在一個地方努力”為通俗道德的民族，其實反而是一種特殊。于是他建議，在關(guān)于“何謂日本”的問題上，在還原為“島國”和“水稻”這兩個要素之外，應該再加上第三個要素“定居”[ （日）杉山正明著，黃美蓉譯《游牧民的世界史》，中華工商聯(lián)合出版社2014年1月，P264]。

他的這個認識過程，顯然也有助于中國人對于自身文明的深入理解，日本文化不過是中華文明的一個分支，如果用同樣的還原法歸納中華文明，去掉“島國”這個特性，不過也就是“農(nóng)耕”和“定居”。

反過來，從阿拉伯世界的角度往外看也會得出它的“他者”觀察。被湯因比譽為“歷代最卓越的歷史學家、伊斯蘭教最偉大的歷史哲學家”的伊本·赫勒敦在他的名著《歷史緒論》中，也是用定居和游居作為人類社會一個最基本的也是永恒的二元劃分。他將定居者稱為“城鎮(zhèn)人”，所有城鎮(zhèn)人都是沙漠這個“文明的蓄水池”養(yǎng)育出來的，是作為原始的游居者社會的延續(xù)。在他看來，城鎮(zhèn)人離開了游居社會后就因為生活舒適而變得腐敗，感染了壞品質(zhì)，而沙漠中的游居者則“比定居居民更好，因為他們更靠近最初的土地，更能遠離那些已經(jīng)污染了定居居民心靈的邪惡習慣”[ （突尼斯）伊本·赫勒敦著，李振中譯《歷史緒論》，寧夏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P154]。

不僅阿拉伯人的世界觀是這樣，歐亞大草原上的人也是一樣，位于中國北方那些自黃帝以來即伴隨著中國歷史全過程的草原民族，在看待分布在他們南方廣闊土地上的各民族時，眼中的“他者”們最大的特性是什么呢？區(qū)別于他們自身的最大不同之處是什么呢？不過也就是“農(nóng)耕”和“定居”。

（未完待續(xù)，點擊查看下篇）

圖書鏈接：http://product.dangdang.com/29317638.html

https://item.jd.com/10039153698103.htm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59561187986

本文系觀察者網(wǎng)獨家稿件，文章內(nèi)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觀點，未經(jīng)授權(quán)，不得轉(zhuǎn)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guān)注觀察者網(wǎng)微信guanchacn，每日閱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