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無數(shù)人“勸進”之后，希拉里“千呼萬喚始出來”，宣布參選總統(tǒng)，美國2016年選戰(zhàn)至此才可說是正式打響。毫無疑問，“中國問題”將成為雙方爭論、借用的熱點。殊不知，中國本輪“躺槍”早已開始，至少可以追溯到沈大偉的“突變”。】

3月初，美國中國研究主流人士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華爾街日報》撰文，以“中共末日論”（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1]一語驚人。身為“知華派”的沈大偉如此危言聳聽，中外輿論嘩然。4月2日晚沈氏在華府演講，仍稱其客觀，論據(jù)充實，對中國不存惡意。

迄今為止，沈氏的前言后語所引發(fā)的爭論和批評，均聚焦沈文對中國現(xiàn)狀和未來的“誤讀”和“誤判”，而忽略了沈文發(fā)表的主要對象——美國讀者這一基本事實。

首先，沈文見報正值美國2016年大選前夕，不僅延續(xù)了“美國選戰(zhàn)、中國中槍”的傳統(tǒng)，更開創(chuàng)了由學者挑起“中國問題”的先河。中美1979年建交以來，美國每次大選幾乎都拿中國說事，而美國人在選戰(zhàn)中所談論的中國，往往與中國的現(xiàn)實干系不大，真正的目的則是攻擊選戰(zhàn)中的對手。比如，里根1980年大選時，受保守和親臺勢力的影響，信誓旦旦要恢復美臺關系?？肆诸D在1991年的選戰(zhàn)中，攻擊老布什姑息 “從北京到巴格達的暴君”。小布什在2000年大選中，說克林頓的人權外交是不務正業(yè)，認定中美不是伙伴而是對手（competitors）。2012年大選中，共和黨競選人羅姆尼為了與奧巴馬政府劃清界限，沒完沒了地說中國是“騙子”（cheater），好像美國內政外交中的種種癥結，如華爾街的貪腐、美軍的連年征戰(zhàn)，都是中國人忽悠的。

由于中國問題在美國政治中的高度敏感性，美國研究中國問題主流派的學者在選前和選戰(zhàn)期間一般都少說或不說，因為說了也沒用，還可能招惹是非。沈氏為何在2016年大選前夕挑起中國話題，且語不驚人死不休？要回答這個問題，一個并非不合理的假說是，沈文的真正著眼點是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

沈大偉屬民主黨。而有志參選的民主黨人中，希拉里人氣最旺，在黨內已無對手。如今的這位前第一夫人和國務卿在黨內坐地生金，蓄勢待發(fā)；對共和黨則坐山觀虎，以逸待勞，以不變應萬變。如果不出意外，希拉里以其多年積累的政治資本，加上她在保守派和軍工集團中的深厚人脈，[2]待共和黨的各路諸侯“自相殘殺”后，極有可能輕取對手，入主白宮，成為美國首任女性總統(tǒng)。

希拉里在視頻中正式宣布參選

沈大偉不是政客，但亦非一介書生。不管沈氏是否有志進入希拉里的外交-安全團隊，對包括沈大偉教授在內有志“入圍”的學者來說，2016年的選戰(zhàn)確是最佳機遇。事實上，3、4月間，希拉里正致力于打造其競選團隊，延攬謀臣策士并于4月12日正式宣布參選。

也許在沈氏看來，如此推斷有過分解讀之嫌。然而沈大偉曾有意進入美國對華關系決策界，也是不爭的事實。九十年代初，沈大偉在倫敦的《中國研究季刊》（China Quarterly）任主編（1991-96），錯過了克林頓政府的“第一班車”（1993-96）。90年代后期，沈氏自英返美，任教于位于華府的喬治·華盛頓大學，與決策界咫尺之遙。而當時在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擔任負責東亞事務的李侃如（Ken Lieberthal），正是沈大偉在密執(zhí)安大學讀博時的博導之一。[3]李侃如屬知華派，當時正與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坎培爾（Kurt Campbell）不和?？才酄栍H臺，為此，李侃如有意以沈大偉取而代之，沈大偉以此開始對國防部的對華政策提供政策咨詢。然而，保守的《華盛頓時報》記者比爾·格茨（Bill Gertz）刻意披露此事，對沈大偉的“中國關系”不依不饒，窮追猛打，直至國防部長科恩（Cohen）出面干預，沈大偉的“咨詢”項目被迫下馬。2000年5月坎培爾離職后，國防部任命了一位與中國問題毫不相干的中東問題專家取而代之。[4]15年之后，民主黨的希拉里有可能入主白宮，對于已過耳順之年的沈大偉來說，也許此機不可失，失而不再來。

然而萬事俱備，沈先生似乎只差臨門一腳。在政治生態(tài)極為復雜和莫測的華府，任何有意問鼎決策界的人士必須“政治正確”，至少要避免被政敵抓辮子和扣帽子，這在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垮臺論盛行之地尤為重要。這也可能是沈氏作為民主黨人卻在保守的《華爾街日報》上放言的原因。這不僅是為了防止共和黨和保守派的再度攻擊，也是加盟對華強硬的希拉里團隊不可或缺的“敲門磚”。如果這個邏輯成立，中方對沈文批判越狠，沈大偉進入未來希拉里政府的資本就越多，可能性就越大。為此，沈大偉的確走了一步“險棋”，賭上了與中國學界和官場的正常關系；但也是一步可能有不菲回報的“妙棋”，為其打通宦途保駕護航。

沈大偉變身沈大嘴，或許另有深意

上述種種推斷，不管邏輯上多么合理，可能也僅僅是假說而已，沈氏也許根本無意官場。即便如此，美國的“中國學”界絕非凈土一塊，更是“是非”之地。五十年代初肆虐美國的麥卡錫主義，首先就拿那些能說中文、曾經(jīng)在中國供職的美國外交官員開刀。原因是麥卡錫認定，美國“失去了中國”，如果沒有美國政府內部的親共通共人士相助，中國的“土共”無論如何也不能擺平美國這樣的超級強國，進而奪取政權。這樣一來，不僅中國成了十惡不赦的國度，研究中國和與中國有關的美國人都有通共之嫌。以無中生有、威逼恐嚇起家的麥卡錫主義最終不了了之，但在美國的政治文化中，尤其是“中國學”界，麥卡錫主義的余震卻難以完全平息。冷戰(zhàn)后華盛頓圈子里的“紅隊”“藍隊”（即所謂“親華”的“熊貓派”）之分，一直是中美關系中揮之不去的陰影，“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垮臺論”此起彼伏。一個強大的、非西方的、非西式民主、非基督教、非白人、獨立和世俗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實體存在的本身，對習慣與“同類”（如北約、歐盟等西方軍事和政治/經(jīng)濟聯(lián)盟）打交道的美國/西方來說，至少是個異類。美國對之于中國，似乎永遠生活在夢幻與恐怖之中（fantasy and fear）。[5]

美國“中國學”界的種種窘境，甚至與美國的“蘇聯(lián)學”/“俄羅斯學”相比，也相形見絀。研究前蘇聯(lián)和俄羅斯問題的美國學者，似乎總有機會進入美國的外交/安全決策高層，如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或國務卿等要職，基辛格、布熱津斯基、賴斯等，都是靠研究蘇聯(lián)問題起家。迄今為止，還未有任何研究中國的美國學者有此“殊榮”。此種差異也許純屬偶然。就此問過一些美國學者，對方要么無以言對，要么模棱兩可，也許根本無法接受研究東方共產(chǎn)主義的美國人為何比研究西方共產(chǎn)主義的美國人要“低人一等”這樣一個觀察。西方潛意識中的種種可以意會而不能言傳的潛規(guī)則，實在令人費解。正是：做美國人難（老要解救全世界），做美國的知華派更難，做知華派中有志從政者最難。

如此政治生態(tài)中，沈大偉教授能夠潛心研究中國40載，對研究對象國不離不棄，已經(jīng)很不易了。期待沈教授今后無論在學界還是官場，都會不斷完善對中國的認知，從而在大量占有資料和信息的基礎上，做到既見木，又見林。

作者為美國文博大學（Wittenberg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上海美國學會資深研究員，美國太平洋論壇（CSIS）中國、俄羅斯和中亞問題特約撰稿人（http://csis.org/program/comparative-connections）

注釋：

[1] David Shambaugh, “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6, 2015, http://www.wsj.com/articles/the-coming-chinese-crack-up-1425659198.

[2] 于濱：《希拉里與中美關系》，北京大學《觀察與思考》，2011年3月，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4508。

[3] 另外兩位博導是奧科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 和艾倫·懷特 （Allen White）, 二人在美國對華關系中均起過重要作用。

[4] Bill Gertz,  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Targets America (Regnery Publishing, 2000).

[5] 對于西方和美國的“中國研究”中的這種極化和分裂現(xiàn)象，澳大利亞Deakin大學的華裔學者潘成鑫在其近作：《國際政治中的知識、祈望和實力：西方如何描述中國的崛起》一書中指出，由于中國在西方觀念中的“不確定性”，西方對中國的認知往往建立在恐懼(fear)和幻想(fantasies)的基礎上，而這些恐懼和幻想所體現(xiàn)的主要不是中國本身，而是西方的自我，即社會話語的所謂“自傳性”（discursiveness）。見Chengxin Pan, Knowledge, Desire and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Rise (UK: Edward Elgar, 2012)。本書中譯本即將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