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亮】

當下互聯(lián)網上流行的“挖墳”和“舉報”行為，常常掀起輿情風雨，但也應該開啟我們對政治和輿論的新思考。

2020年2月發(fā)生的“227”肖戰(zhàn)事件，由各種飯圈舉報、亂戰(zhàn)構成，至今未休，幾乎與新冠疫情同歲。至于某某導演有辱華言論、某某品牌發(fā)布辱華廣告，某某教師在課堂散步反動言論，某某動畫片對兒童成長不利……一個個舉報明滅交替，事主過去的不良言行被挖出，互聯(lián)網有記憶，新賬舊賬一起算，似乎沒人躲得了。

對此，有人開心，有人恐懼。如果我們沒有過分的潔癖，也可以把這一切看做一種全過程民主在互聯(lián)網時代的曲折發(fā)展。

最近一起引起較大反響的輿論事件是“劉先生”對歌手宋冬野的舉報——劉先生反對五年前涉毒的藝人近期開演唱會，導致演唱會被主辦方取消。

在我的調查當中，普通網民多數(shù)支持長期封禁涉毒藝人。而一批知識分子媒體人則撰寫文章，以法治的名義批判舉報行為，將之視為告密，甚至視為文革。這其中的“雙標”色彩一眼可知——不合自己意見的舉報就是文革，就是烏合之眾，合意的舉報就被看作英雄，無視自身也經常參與舉報以及挖掘對立陣營人物的黑歷史。

但是，這些指責當中也有啟發(fā)的部分，比如宋冬野被罰三年禁演到期之后，是否應該根據(jù)舉報繼續(xù)被禁，這對我們的法治到底有什么啟示？

可惜，一些“公共知識分子”繼續(xù)在固有的范式和過去的意識中思考，辯經很完美，卻錯過了啟迪。今天的互聯(lián)網舉報和過去不同，對法治、網治、人民民主都提出了新課題。

首先要把舉報看作一種信息和意志的傳達渠道，背后是信息權力結構的大變局。

過去一批精英媒體人無比強調輿論監(jiān)督，那是因為在紙媒和門戶時代，輿論仍然是傳媒精英可以掌握的“第四權力”。PC互聯(lián)網主要釋放了自由主義者的聲音能量，移動互聯(lián)網卻釋放出更多元也更不均衡的聲音能量。

國家支持建立的各種合法舉報渠道與大型互聯(lián)網社交平臺和自媒體耦合共振，提升了人民監(jiān)督的權力，然而這是一把雙刃劍。公知大V曾經嘗到雙刃劍的甜頭，現(xiàn)在嘗到了另一面。舉報是各種民意博弈的極化表現(xiàn)，包含積極與消極的成分，只放大其中一面，無助于認識理解。

以小粉紅現(xiàn)象為例，我在一篇論文里初步談到事關愛國主義的舉報現(xiàn)象特征（《小粉紅的大變局：中國青年思潮十年劇變》）。在政治維度上，這是一種過去被美國夢壓抑的愛國主義能量，如今通過互聯(lián)網，突破過去公知大V圍剿，得以與中國復興呼應的辦法。

例如，在大學里，學生面對崇洋媚外教師形成的知識霸權，無法在課堂或者校內解決，就可能通過舉報來對抗。一如學生舉報教師性騷擾，得以釋放的不止是愛國主義，各種正負能量都在逐鹿。

第二，各種互聯(lián)網人群與能量重整，必然摩擦不斷。

過去因為市場經濟而日益離散化的群眾，現(xiàn)在又通過各種平臺交流技術和二次元空間重新組織，尤其Z世代青年人，作為網絡原住民，深具互聯(lián)網和二次元脈搏。當別人責怪他們喜歡貼標簽、容易符號化而缺少現(xiàn)實經驗的同時，要想到，互聯(lián)網尤其算法的特征不就是無窮的進行標簽化和符號化嗎？

第三，“挖墳”“舉報”等行為是新的互聯(lián)網人格中的一環(huán)。

人們不喜歡的飯圈生態(tài)，就是互聯(lián)網組織形態(tài)的必然階段，這種“散戶”抱團取暖或出征的狀況，中美兩大國莫不如此。

飯圈化的日常生活，伴隨著一種矛盾的“正確觀”：一方面要求公眾人物三觀正，一方面對自家愛豆網開一面。一方面網上沖浪無所不知，一方面又追求圈地自萌，不被打攪。這包含了一種“消極自由”態(tài)度，然而消極自由帶來的永遠不是開放，而是執(zhí)迷、脆弱和內卷，塑造出的心性難以適應不同圈子的差異，難以體會不同語境的低語。

后現(xiàn)代人類，沉浸于虛擬空間，較少具有直接行動能力和機會，體魄越來越文明，精神越來越“規(guī)范”——一如“三觀黨”的出現(xiàn)，脾氣可能越來越脆弱或暴躁——一如抑郁癥的流行。因此不滿的時候，他們更習慣于選擇一條文明而憤怒的抗爭渠道——舉報?？此萍ち业娘埲e報行動，卻具有“守法”特征，即積極走正式渠道向各個主管方投訴舉報，善于利用人數(shù)和合法程序潮水般地打擊對手，從而體現(xiàn)為一種合法的“暴力”。

不得不承認，相比直接的黑客攻擊行為，機器水軍行為，甚至線下約架暴力行為，當下的“舉報”更少野性和率性，變文明了，也變狂躁或抑郁了。很多互相舉報的陣營里都會涌現(xiàn)出拿抑郁癥說事的人。暴力變得虛擬化，比如“人肉搜索”。即便以民族主義面目出現(xiàn)的年輕小粉紅，也少不了受此影響，然而因為偉大歷史斗爭沒有終結，他們仍然承載了一息超越日常飯圈生活的氣概。

這就是舉報的二象性：一面是合法的“民主”過程，一面是虛擬空間“暴力”斗爭過程。各方都在使用，各方都會喊冤。需要做的不是置身事外的坐而論道、品頭論足，而是要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倚重群眾自我教育的力量進行引導、互相砥礪，善用這股能量。

例如，如何看待宋冬野被舉報，一些學院派從現(xiàn)有司法角度闡釋，有其道理，比如強調要以法律為準繩，不可隨意加重處罰，不可一味隨民意搖擺，戒毒人員在入學、就業(yè)、享受社會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視等等，但是卻忽視了中國的法治脈搏節(jié)奏，也沒有看到中國特色的“人民壓力政治”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