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鐘雪萍】

一大早，聽廣播。記者采訪，問：你為啥出來抗議？答：我從未想到種族問題會這么嚴重。作為白人，我應該利用白人的優(yōu)勢（white privilege），支持抗議，參加抗議。

這年輕人，蠻有覺悟。相比1992年我面對的大學二年級的美國學生，覺悟要高一頭。

當年，毆打Rodney King的四名警察無罪釋放，洛杉磯隨即發(fā)生抗議，烽煙四起。

Rodney King被毆打，警察甚至手持棍棒猛擊，圖片來源：abc視頻截圖

作為在讀比較文學博士生的本人，以助教身份給本科生上基礎課，獲取助學經(jīng)費。教的是大二英美文學，本科生必修。一共教了五年，每年獨擋三個班級，每班25個學生。那時中西部州立大學的特點之一，就是本科生基本清一色白人。

美國的大學在1970、1980年代以后，逐漸成為相對進步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退守的最后據(jù)點。他們的思想武器就是搞基于“多元文化”的政治正確。

1992年的那一天，我問學生，怎么看四名警察的無罪釋放，其中有怎樣的種族歧視問題。自以為那些年，英語系的“多元文化”教材改革，會讓學生有些進步的認識。不料，他們不屑地回應，法律就是法律，無罪釋放，說明警察無罪；暴亂就必須鎮(zhèn)壓。

五年的英美文學助教是怎么混過來的，我基本不記得太多，但這個回合，從來沒有忘掉過。因為當時就想，哦，這事好像有點敏感，這些年輕人根本不愿意面對現(xiàn)實中的種族問題，真的是白白用《奧賽羅》換《哈姆雷特》了。

回想那以后至今的教書經(jīng)歷，無論是在公立大學還是在私立大學，難免會出現(xiàn)關于種族問題的話題。尤其是，種族問題并不只限于美國本土，源頭更是資本主義的殖民擴張。種族主義作為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作為制度安排，作為日常生活，從來都是隨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而成為全球性問題。但是，每一次，一旦類似話題出現(xiàn)，直接的感覺就是，作為“他者”的我讓別人難堪了。為了照顧年輕人敏感的內(nèi)心和神經(jīng)，外加其它原因，閉嘴了事，很難能真正展開討論。

2020年，那位年輕人直言“白人優(yōu)勢”，想拿著自己的優(yōu)勢，做點好事，當然很好，有進步。但是，問題來了：為什么“白人”就有這樣的優(yōu)勢呢？要是調(diào)轉過來，去真正挑戰(zhàn)這個現(xiàn)實，讓作為白人的自己在生活中不再“天然”享有這種優(yōu)勢，對于這些好心的年輕人來說，他們能夠真正接受嗎？

而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多地抗議十多天以來，主流媒體的討論中，問題基本集中在警察對黑人的暴力執(zhí)法方面。

要說這個問題確實嚴重，歷史由來已久。據(jù)說，美國黑人男性長大過程中，小小年紀時，就會被家長反復告知，一旦被警察攔下，務必保持冷靜，不要爭執(zhí)，如果在車里，雙手放在方向盤上，以免警察起疑，暴力相向?？傊?，關鍵是把命先保住。除了直接死于警察之手的，美國監(jiān)獄里的黑人犯人，比例之大，遠遠超出其在美國國內(nèi)的人口比例。而對于監(jiān)獄高墻之外的主流白人人群來說，大多基本眼不見為凈；法律自有法律的道理。即使只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國，監(jiān)獄里關著占世界監(jiān)獄總人數(shù)百分之二十五的犯人，也無妨。

批評者指出，這是種族歧視的主流勢力，自“解放黑奴”后一百多年以來，一次又一次，試圖以變相的方式阻止黑人享有真正的平等。即使是1865年的“解放”，即使1964年通過的“民權法”，名義上保證不同種族享有同等權利，但是，法律，仍然是主流勢力，經(jīng)由國家機器，將各種歧視合法化的重要武器。

然而，黑人（還有拉丁裔族群）面臨的更大問題則是經(jīng)濟、生存和貧窮問題。除了少數(shù)得以“上升”進入中產(chǎn)階級，絕大多數(shù)在住房、教育、醫(yī)療、工作等更大的結構性層面上，長年受到各種限制，仍然處于貧困狀態(tài)。新冠疫情至今，死亡人數(shù)里，黑人和拉丁裔人數(shù)，外加老人，所占比重超出正常人口比例。著名黑人電影導演Spike Lee就說，這不奇怪，因為種族主義早在新冠病毒流行以前就一直在美國大流行著。

當然，貧窮同樣困擾著大量的白人。然而，他們往往被告知，是“他者”造成了他們的貧困。里根時代，是日本人搶了他們的工作（于是有了華裔Vincent Chin在底特律被一對白人父子誤認作日本人而棒殺的悲?。?；克林頓時代，是黑人得到了國家過多的福利（于是通過法案取消多種福利，而事實上福利最大的獲益者，是貧窮的白人）；21世紀，是拉丁裔移民和中國搶了他們的飯碗；等等等等。

這類“告知”大都來自政客和媒體，除了內(nèi)含其中的種族歧視，更是不言而喻的“白人優(yōu)勢”，以及與之近在咫尺的“白人至上”意識。盡管自由派主流嗤后者為極右，并且劍指特朗普，說是因為他的上臺，極右勢力才得以借膽浮出水面，但是，對于作為更為主流，似乎更加天經(jīng)地義的“白人優(yōu)勢”，以及與后者之間的關系，則鮮有觸及。

一旦觸及，那就得觸及每一個享有這一優(yōu)勢的個人的靈魂。而大家知道，“靈魂深處鬧革命”有多難。弄不好就是新型還鄉(xiāng)團。

2018年，有兩本書出版，可以說分別關注了“優(yōu)勢”和“至上”兩方面中，涉及“靈魂”的一些問題和現(xiàn)實。

第一本：White Fragility: Why It’s So Hard for White People to Talk about Racism ／《白人的脆弱：為什么讓白人討論種族主義那么難》。作者Robin Diangelo，一位白人女性，常年從事關于種族問題的“培訓”，應邀到各種企業(yè)，幫助他們提高員工的種族問題意識。該書基于作者二十年經(jīng)驗的總結和觀察，發(fā)現(xiàn)，終極問題是，大多數(shù)白人拒絕把種族歧視看成是自己的問題。

第二本：Bring the War Home: The White Power Movement and Paramilitary America／《把戰(zhàn)爭帶回家：白人權力運動以及準軍事化的美國》。作者Kathleen Belew，也是一位白人女性（不難想象，只有白人才能作這樣的研究，否則研究者根本不可能接近自己的研究對象）。她花了十年時間，考察美國極右翼及其暴力組織出現(xiàn)的歷史原因，以及他們的“白人至上”意識形態(tài)，及其各種表現(xiàn)和后果。

前者觀察的的對象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不愿意面對自己和生活中無處不在的作為白人所享有的優(yōu)勢，選擇回避，選擇抵觸。這個“終極發(fā)現(xiàn)”表明，畢竟，繼續(xù)享用作為白人的優(yōu)勢，包括心理層面上的優(yōu)勢，與400多年的種族主義歷史相伴相行，盤根錯節(jié)。單靠“他者”抗議，不足以真正改變。

后者考察到的各種組織，則以保護這一優(yōu)勢為己任，不惜經(jīng)由暴力。

大概更難的，也更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優(yōu)勢”和“至上”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土壤和果實關系？

否則，就得問：兩者之間幾步之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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