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小川】

“30·60”碳目標體現(xiàn)了我國在碳排放領域的重要轉變

早在浙江工作期間，習近平主席就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擔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后，他又多次強調并踐行這一科學理念，也扭轉了過去我國在全球氣候變化方面的立場。大家知道，在這之前，我國對氣候變化的態(tài)度是相對消極的，主要強調不能抑制經濟增長，作為發(fā)展中國家不能承諾約束性硬指標。

2020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聯(lián)合國大會上提出了中國“30·60”碳目標，在國際上做出了中國的承諾。這是一個值得深刻理解和落實的重要轉變，這種轉變并不是表述上的微調或者政策上的延續(xù)式更新，而是理念上、認識上、立場上的轉變，是需要我們深刻學習領會，并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付諸實踐的。

目前，我們在行動落實上還有不小的差距，比如，這兩年國內煤電項目還呈現(xiàn)較強的擴張勢頭，國際上與“一帶一路”相關的一些煤電項目的融資仍有中國的參與。這都表明，要深刻認識并踐行“30·60”碳目標并不是一個容易完成的轉變過程。

另外，中國氣候變化的各項工作，包括綠色金融體系的建設和推行，面臨著一系列重大的挑戰(zhàn)。一個首要挑戰(zhàn)是需要有實現(xiàn)碳目標的更加清晰化、透明化的總量指標體系，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可以讓各方對碳目標有清醒的認知，同時也能為諸多相關工作提供可度量、可計算、可考核的任務。

當然，這也是這不容易做到的，還需要各有關部門積極工作，真正實現(xiàn)理念、認識和行動上的轉變，并通過公開透明的方式，對碳排放的數據和目標作出可靠的計量來推動碳目標的實現(xiàn)。

實現(xiàn)碳目標需要以碳排放總量目標清晰化為前提

在2020年12月12日氣候雄心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在“30·60”碳目標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幾項總量指標：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fā)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這些分別對應著碳排放強度、碳匯和新能源發(fā)展。

無人機于2019年10月23日拍攝的首航節(jié)能敦煌100兆瓦熔鹽塔式光熱發(fā)電站（圖源：新華網）

以上總量目標非常重要，因為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具體工作中，需要很多微觀的數量化指標和數據基礎，但確定微觀數量化指標的前提就是要有總量目標：有了總量目標，才能清晰化分解出微觀目標?？偭磕繕诉€關系著“30·60”碳目標的工作進程安排，工作進程需要均衡，既不能過于前松后緊，也不能過于前緊后松。

此外，碳目標實現(xiàn)需要依靠激勵機制，并不是下達了目標任務就一定能落實為成果，而激勵機制也要在總量目標清晰的基礎上才能被計算、設置和完善。一些國家在碳排放的總量控制規(guī)劃上已經給出清晰的數量目標，中國也需要在總量目標上作出更為透明、可讀的計量，才能有助于社會各方理解并落實為行動。

削減碳排放的方式主要有兩種，分別作用于促進供求平衡的兩端。一種是限制現(xiàn)有的碳排放，類似于過去糧食供給不足時，居民靠的是糧票配額，也就是壓需求；另一種是投資于供給方，形成低碳或零碳新能源供給來達到平衡。我個人認為，今后幾十年，實現(xiàn)碳排放目標會主要依靠這種投資，要通過大量投資促進新能源供給和提升節(jié)能、低碳的使用。

既然需要投資，就需要計算未來的回報。公共投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要求回報，但公共財政資金通常比較緊張，因而要大力促進民間投資，也就必須要明確計算投資的未來回報，這就需要未來每年碳排放的總量數據更加清晰，畢竟很多微觀數據指標的計算就取決于總量目標。此外，在實現(xiàn)碳目標方面我們未來的投資規(guī)模需要有多大，還應該對應于每一年GDP，即每一年GDP中需要多大比例來投資于應對氣候變化。

對投資的激勵可以有兩個來源。一個是通過配額交易或者碳稅來獲取并體現(xiàn)回報，也就是說碳排放多的主體應該交出一部分資金來支持減排投資；另一個是通過一般性的動員把投資引導到這個方向來，沒有額外的政策補償。我個人認為，未來大部分投資激勵應該來自于第一種方式。

因此，我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使碳排放過多的行為，特別是重點行業(yè)、企業(yè)，通過碳配額交易或碳稅來承擔責任并支持大規(guī)模的減排投資，是非常重要的問題，而這一均衡價格只能在總量目標之下平衡出來。

目前，我國碳交易市場還不夠統(tǒng)一，存在分割，各市場碳價格不一致，也給定價帶來很多問題。因此，要實現(xiàn)碳價格一致，既要總量目標清晰，也需要各個碳市場實現(xiàn)聯(lián)通和統(tǒng)一。

在推進碳排放配額交易和碳稅的過程中會出現(xiàn)成本轉嫁現(xiàn)象，但這是不可避免的，多消耗排碳能源就必須多承擔代價，就是要通過這種轉嫁來實現(xiàn)資源配置的轉變，才會有更多的新資金投資于減排和綠色金融領域。

不過，轉嫁過多也可能增加通貨膨脹的壓力，國內居民可能會有意見。成本轉嫁問題的關鍵在于轉嫁多少合適，這涉及到總量碳目標、通脹目標等多目標之間的權衡，但是不允許轉嫁是不對的，不能把這種轉嫁當作缺點。

未來的減排任務有一部分要依靠公共投資，而公共投資的結構是一種資源配置，因為這部分公共投資如果不是用于碳減排，可以被用于提供包括醫(yī)療、社保等公共品和福利。

既然涉及資源配置，就需要在數量上明確公共投資多目標與預期要實現(xiàn)的目標之間有無缺口，有多大缺口，從而校正財政和其它公共政策，并規(guī)劃出公共投資與民間投資的比例關系。

前面提到，習近平主席在國際上作出的碳減排承諾體現(xiàn)了我國的一個重要轉變，而要實現(xiàn)這個轉變很不容易。事實上，在若干年之前，國內對于碳排放的主流觀點是強調不能因碳減排而影響發(fā)展，與其相關的定量方面的論點主要強調的是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只說強度，強調碳排放強度應該與GDP增速相關聯(lián)，這意味著如果中國GDP增長快，那么排放就可以多一些。

第二，強調均值，也就是人均排放的概念。中國人口眾多，人均排放量與西方國家相比還不是很多，也就有更大的排放余地。

第三，強調累計，也就是歷史累計碳排放量。西方國家工業(yè)化進程開啟得很早，歷史上已排放了很多，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也還有較大的排放空間。

這些說法實際上都傾向于抵制減排。溫和一點講，它與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實際上存在矛盾。因為到2060年要實現(xiàn)碳中和，無論你的經濟增長快還是慢，人口數量多還是少，累計排放規(guī)模大還是小，都要求達到凈零排放。因此，在實踐操作中，迫切需要碳排放總量目標的更加清晰化，這就要求各有關部門認真體會、實現(xiàn)轉變和緊跟步伐，來為實現(xiàn)碳目標打下堅實基礎，作好數量型行動規(guī)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