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無聲，歷史有痕。八十載光陰流轉，抗戰(zhàn)的烽火歲月依然銘刻在中華民族的記憶深處。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觀察者網特別推出“抗戰(zhàn)史上的今天”欄目，每日與您共同回望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

1932年2月14日

早上，片倉衷參謀在坂垣授意下，并得到本莊繁、三宅光治的允許，和臧式毅討論了四項措施：一、16日午后4時，張景惠等“四巨頭”訪問關東軍司令官；二、18日發(fā)表“獨立宣言”；三、推舉馬占山就任黑龍江省長；四、政務委員會的成立由會議決定。張景惠受命出面邀請熙洽、馬占山等到沈陽。

日軍植田第9師團、久留米第13師團共3萬人，由植田謙吉中將率領攻滬，本日開始登陸。師團長植田謙吉中將接替了日軍陸上作戰(zhàn)指揮任務，成為一·二八戰(zhàn)役中日軍的第3個主帥。

熙洽攜帶孫其昌、榮孟枚、金壁東（愛新覺羅·憲奎）等漢奸到達沈陽，參加“四巨頭”會。

國民黨軍政部正式任命張治中為第5軍軍長。

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中，張治中（左）在指揮作戰(zhàn)，中為參謀長祝紹周

英美法意四國公使在上海與日使進行和平交涉。

1933年2月14日

日本大藏省認可滿鐵增資3.6億，以作新建事業(yè)經費，資本金共達8億元。

宋子文在北平召集平津銀行界商談發(fā)行救國公債。22日商定發(fā)行2000萬元，由平津銀行先墊1000萬元。

馮玉祥致電胡漢民、鄒魯，指責國民政府“自榆關失陷以來，表面上雖有大軍開赴前線之舉，而實際上如兵站之設置，彈藥之補充，軍費之籌撥等，迄未籌辦，是無異驅10萬大軍于絕境，此云抗日，真欺人之談”。

段祺瑞在上海與日駐華公使有吉明會晤，段要求日本緩和侵熱軍事，有吉明表示侵熱不能中止，對平、津可以不積極行動。

東北義勇軍進攻綏中日軍，占車站、繳獲甚多。

蘇炳文部2500余人，由第15旅旅長鄭潤成等率領，分3批由蘇聯鄂木斯克經新疆回國。

國聯19國委員會通過9人委員會《報告書》草案，《報告書》中要求日本從中國東北撤兵和確認東北是中國的領土。這就否定了偽滿洲國。

1934年2月14日

《新生周刊》在上海創(chuàng)刊，發(fā)行人兼總編輯杜重遠。該刊繼承鄒韜奮所辦《生活周刊》的反帝愛國精神，揭露國民黨政府的賣國行徑與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

1935年2月14日

日外務省聽取駐滬商務官橫竹對中國經濟現狀之報告后，協議“中日經濟提攜”意見3項：一、中國取締排日運動為“中日經濟提攜”的前提。日本由中國購買棉花、農產品、鐵、羊毛等原料，同時對中國輸出工業(yè)品、機械類及雜貨；二、為安定中國經濟界，消除金融恐慌，促進中日貿易，在滬設立2億元信用制度；三、研究白銀流出所發(fā)生財政不安之對策。

天津日駐屯軍司令偕日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磯谷廉介抵北平，當晚何應欽設宴招待。

蔣介石在廬山答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問，略稱：“中日兩國不僅在東亞大局上原來有提攜之必要，即為世界大局著想，亦非提攜不可”，“中國不但無排日之行動與思想，亦無排日之必要”，中日“經濟提攜”“應先從改善兩國間之現狀，并恢復其正常關系做起”。

汪精衛(wèi)在滬與王寵惠談訪日事。

中國旅行社聲明承辦平沈通車期滿，于1月1日起，依約停業(yè)參加與日方合組之東方旅行社。

紅一方面軍長征后，留下的部隊在優(yōu)勢的國民黨進攻下，損失慘重，為擺脫困境，本日召開干部會，贛南軍區(qū)政治部主任劉伯堅宣布“我們的工作必須有一個大的轉變”，開展小股部隊的游擊戰(zhàn)爭。

1936年2月14日

日外務省協議對華政策，有吉、有田、重光葵等出席。有吉報告中國最近情勢，經協議一致意見：一、依廣田三原則謀實質的解決；二、謀對華外交完全統制及其一元化；三、對中日問題進行建議性“提攜”等。

上海日商日華紗廠將前因虐待工人被撤職之日人山甸復職任布機車間總管，山甸限制工人吃中飯只20分鐘，廠方又招童工，任意開除老工人。卒日全廠工人2000人憤而罷工，廠方又開除工人18名。

偽滿軍政部下令統制糧食、面粉，不準出口，以維軍需、民食。

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發(fā)表反駁國民黨宣傳部，指出其“對于漢奸運動，則默加容許；對于救國運動，反嚴辭厲色，誣陷侮蔑，無所不用其極”。救國運動的發(fā)起者和參加者，“倘使是一紙誣蔑文告所能恫嚇得倒的人，他們早就不敢在‘救國有罪’的環(huán)境下，公然以救國相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