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政聲稱，大部分臺灣鄉(xiāng)親可能不知道，自1960年羅馬開始，到1964年東京、1968年墨西哥，她曾參加過3屆奧運會，都是以“臺灣”名義參賽，但1984年起，卻只能以“中華臺北”參加，這是“矮化”。

這不是紀政第一次提出“正名”要求，2008年因中華臺北隊在北京奧運入場次序采取“中”字，而非“臺”字，紀政就曾主張退出奧運開幕儀式，當時讓兩岸大跌眼鏡。

然而，稍微還原一下當時的歷史語境，就會發(fā)現(xiàn)，紀政所謂的“歷史證據(jù)”，完完全全是相反的例子。

1960、1964和1968年三屆奧運會，國際奧委會均不允許臺灣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參賽，只允許以“臺灣”或“福爾摩沙”的名義。

所以，紀政所說的以“臺灣”的名義參賽，實際上是被迫的，所以銘牌上都加上了“抗議中（Under Protest）”的字樣。在1960年羅馬奧運會上，他們在通過主席臺時，還曾一度停下，領隊從口袋中拿出“抗議”的布條。

1960年羅馬奧運會，臺灣地區(qū)的代表團入場時，領隊手拿“抗議中”的布條。（資料圖）

1970年代，中國大陸重返奧運舞臺。1979年10月，在名古屋召開的國際奧委會會議，提出了史稱“奧運模式”的“名古屋決議”。而在名古屋，紀政與沈君山、楊傳廣一道，當時是“中國（“中華民國”）會籍危機處理協(xié)會小組”成員，而不是“臺灣會籍”。

“名古屋決議”，即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奧委會為中國唯一全國性質(zhì)的奧委會，可以稱作“中國奧委會”。而臺灣地區(qū)的奧委會改稱“中國臺北奧委會”，并且臺灣今后參加奧運會，不得再使用“中華民國”的國旗和國歌，而要使用經(jīng)過國際奧委會批準的新會歌、新會旗和新會徵。

11月份，國際奧委會在總部瑞士洛桑宣布，經(jīng)過國際奧委會全體委員通訊表決，以62票贊成，17票反對，通過了執(zhí)委會在名古屋會議的有關中國代表權(quán)的決議。

1980年的奧運會與冬奧會，糾結(jié)于參賽名稱、旗幟、歌曲問題，臺灣地區(qū)的代表團都沒有參加。

1981年，臺灣地區(qū)相關部門無計可施后，不得不向國際奧委會妥協(xié)。臺當局與國際奧委會在在瑞士洛桑簽訂協(xié)議，并發(fā)表聯(lián)合聲明，名稱定案為“中華臺北奧委會”，所送審的梅花旗也通過核準，兩年后的1983年又遞交了會歌方案。

臺灣“中時電子報”報道稱，紀政曾說選手能夠參賽才是最重要的事，所以，雖然遺憾不能以“中國”（指“中華民國”）名出賽，但用“中華臺北”卻是一種最好的妥協(xié)。

而今，紀政卻“錯改”歷史，宣稱，“我們的國家就以臺灣為名字”，2020東京奧運會要讓臺灣以“臺灣”名義參加，不要再用“中華臺北”這個不三不四的名義，“當時是爭一時，只好委曲求全?！?

“不了解紀政，就不了解臺獨”

曾經(jīng)的“中華民國”之光，搖身一變，卻成了“臺獨”運動的領頭人，還用顛倒的所謂“歷史證據(jù)”來背書，為何會出現(xiàn)這樣的“精神錯亂”？

臺灣“中國時報”專欄作者鄭大為認為，“基本上紀政就是個沒有立場，只知道政治正確而不懂政治道理的人”。鄭大為稱，像這個“公投”其實一點意義也沒，要改“中國臺北”為“臺灣”重新入奧，那根本不要“公投”，只要向蔡英文當局答應，馬上就可以做。民進黨什么事都敢，這事本來就無關緊要，也不會有太多人反對，因為不管是“公投”過了還是政府行為，都不會有任何作用，還是那句老話，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就算你成立個“臺灣會籍危機處理小組”，結(jié)果也是沒用。

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石之瑜的觀點，提供了一種視角。石之瑜在2008年曾提出，倘若不了解紀政，就不可能充分了解“臺獨”。

他指出，“中華臺北”在稱呼上的小小爭議，讓臺灣人情緒起伏，可以從紀政身上得到印證。只要大陸不贊成中華臺北，那爭取中華臺北就有助于宣泄“臺獨”的情感；假如爭得了中華臺北，那就必須靠反對以“中”字為順序入場，才能有效宣泄“臺獨”情感。

石之瑜評論稱，紀政與曾參與制定“國家統(tǒng)一綱領”的沈君山有至情之交，說明“臺獨”與“反臺獨”的交集，在于他們都有某種與大陸比賽與競爭的需要。他們不一定要贏，也不一定相信自己會贏，他們要的是某種不斷在競爭的感覺，而紀政這樣一輩子在比賽的人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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