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鄉(xiāng)村正在發(fā)生劇烈的社會變遷。鄉(xiāng)村巨變不僅是社會形態(tài)的變化，還是秩序機制的變化，它帶來一系列預期和非預期的后果。要深刻理解當前的鄉(xiāng)村巨變，需要從理論上深刻理解巨變之前的“熟人社會”。

“親密”是熟人社會獲得信任的基礎

“熟人社會”是費孝通對鄉(xiāng)土社會的經典概括，成為人們描述中國鄉(xiāng)村社會性質的經典理論模型。在費孝通研究的基礎上，蘇力以“熟人社會”為起點，論述現代性的法律和制度在鄉(xiāng)土社會的實踐過程與后果。他從村莊熟人社會中人們之間的親密、默契及其預期出發(fā)，發(fā)現現代性法律制度的干預破壞了熟人社會中的長久關系和利益，使人們處于極其尷尬的地位。在蘇力眼中，“熟悉”是鄉(xiāng)土熟人社會的重要特征。但如果因此將“熟悉”視為熟人社會的核心特征，將熟人社會歸結為信息透明問題，進而認為熟人社會的秩序機制可以還原為制度經濟學的某些基本原理，實在是對熟人社會有所誤解。

在賀雪峰的視野中，當前中國的行政村，在經歷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鄉(xiāng)村體制變革后，已經演變?yōu)榘胧烊松鐣?。他進一步指出，農村社會流動的增加、就業(yè)的多樣化、社會經濟的分化、農民異質性的增加、村莊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發(fā)生的重大變化，從另一角度表明村莊從熟人社會向半熟人社會的轉變。然而，這種轉變是否是根本性的？熟人社會的核心要素到底是什么？

熟人社會中，人們因熟悉而自然地獲得信任，獲得對行為規(guī)矩的身體無意識式遵守。從“熟悉”到“信任”、“規(guī)矩”，其背后是“親密”。正如費孝通所說，熟人社會“是靠親密和長期的共同生活來配合各個人的相互行為，社會的聯系是長成的，是熟習的，到某種程度使人感覺到是自動的。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養(yǎng)出這種親密的群體，其中各個人有著高度的了解”。

微觀權力關系網維系熟人社會秩序生產

經由“人情”，熟人社會被整合成 “親密社群”。“人情”有三個層面的含義：一是天然自發(fā)的感情和性情；二是與法理社會中的“權利”、“義務”類似，在關系意義上關注“情分”、“情義”以及人情的“給予”和“虧欠”；三是與法理社會中的“法律”類似，在社會規(guī)范意義上與天理（道理）、國法相并列，并稱為“情理法”。

在熟人社會中，“人情”兼有情感、關系和規(guī)范三個層面的意義，但它首先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關系意義上，熟人社會的“人情”有家人、熟人和陌生人三方面。在秩序生產上，最重要的是熟人之間的整合。理想狀態(tài)下，熟人社會內部不但有先賦性的地緣與血緣關系，更重要的是互相存在著人情上的“給予”與“虧欠”關系。正因此，熟人社會構成了一個“自己人”的社會，即“親密社群”。沒有這種“虧欠”，作為親密社群的熟人社會也就不復存在。

由于人情關系中存在“給予”與“虧欠”結構，一方就可以在特定事項、范圍和領域內支配對方；由于人情中的這種“給予”與“虧欠”是相互的，因此雙方互相享有支配力；由于人情的“虧欠”無法獲得徹底清算，因此雙方的這種支配力是持久的；由于熟人社會中每個人與其他人都有人情關系，因此人與人之間存在長久的權力關系。所以熟人社會其實就是一張微觀權力關系網，甚至可以說，是一張沒有主體的微觀權力之網。其間權力高度彌散，每個人都不過是權力的作用點而已。這張微觀權力關系網維系著熟人社會的秩序生產。

在人情關系的具體場景中，人們該如何行為，不僅涉及處理兩個人之間的人情關系，還涉及在熟人社會中如何處理人情關系的規(guī)范。熟人社會中的每個人既是人情規(guī)范的實踐者、承擔者，也是監(jiān)督者；既是人情關系的主體，也是人情規(guī)范的主體；既受人情關系中另一方的權力支配，也受人情規(guī)范的支配。熟人社會的人情機制是一個不斷自我執(zhí)行和規(guī)訓，同時也通過自我規(guī)訓來規(guī)訓他人的機制。通過這種規(guī)訓，將村莊整合成了親密社群。

人情禮俗制度化

“人情”最原本的含義是人天然自發(fā)的感情和性情，它隨心所欲而沒有節(jié)制，因此必須在建立社會義理的目標下對人情進行規(guī)范，使人情完成從自然性向社會性的轉化。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這種轉化的標志就是禮制的出現。

在儒家的社會秩序建構中，“禮”用來連接天人之間的關系。天地萬物運行的規(guī)律被稱為“理”，它是自然規(guī)律，人不能改變，只能服從。在連接天人關系過程中，圣王承天道而制禮，即以天的名義來規(guī)范人情。在儒家看來，只要人情能夠順應天意，情感表達達到中和境界，天地萬物就運行不悖、秩序井然了。

禮對情的規(guī)范，體現了儒家對中國傳統(tǒng)社會秩序的思考與建構，在功能上符合傳統(tǒng)社會的需要。中國傳統(tǒng)社會是農耕社會，生產生活的自然風險和社會風險都非常高，高度依賴于人們的相互合作。儒家因此極端重視家庭倫理和家族倫理。禮制對家庭、家族關系的建構，實際上是對人們家庭關系中自然感情的禮俗制度化，其目的在于維護堅固的群聚共同體。因為自然情感的延伸有限，無法構成共同體的堅固基礎。不過，這種人情的禮俗化，并非對所有關系中的情感一視同仁，而是更加強調父子之愛和兄弟之愛，輕視夫婦之愛。

儒家強調小型社會（宗族）認同的方式提供了想象和建構大型社會（“國”/“天下”）的通道。一是要求人們推己及人，使家庭情感普遍化；二是借助家庭關系來想象各種政治關系，用父子類比君臣，用兄弟類比同僚，用婚姻來建構與少數民族的關系。因此，禮也就在人情的基礎上打通了家國關系，將家族內的結構形態(tài)、關系模式及行為準則推及到家族之外的社會組織中，使家國同構、家國一體。

儒家通過禮對社會秩序進行建構的過程，實際上就是禮對人情的規(guī)范過程，也就是人情禮俗化過程。之后，熟人社會中的人情就不單是自然情感，而與禮俗渾然一體。禮俗社會因此可以說是人情社會，人情也因此構成了鄉(xiāng)土熟人社會的基本思維方式。

鄉(xiāng)土邏輯歧視陌生人

在人情禮俗化的熟人社會中，人們的行為是圍繞著人情關系展開的，行動準則是人情規(guī)范，這種人情取向的行動規(guī)律可以稱為鄉(xiāng)土邏輯。

當人們在儒家建構的社會秩序理論支配下，用禮俗化的“人情”來思考各種不同類型的社會關系時，由于不同關系中應然的“情分”、“情義”是不同的，因此實然的“情誼”也應該有所不同。個人與家人之間的情分是“只有今生，沒有來世”，因此必須講“親情”，“有情有義”；個人與熟人之間的情分是“大家鄉(xiāng)里鄉(xiāng)親的，低頭不見抬頭見”，所以必須講“人情”，講“面子”；個人與陌生人之間沒有情分或僅有“見面之情”、“一面之緣”，因此可以什么都不講。概括來說，“人情取向的鄉(xiāng)土邏輯”至少包括以下四方面內容。

一是熟人之間的“情面原則”，它是從熟悉和親密關系中生發(fā)出來的一種處事原則。它要求人們待人接物、處理關系時，顧及人情和面子。其中的“權利”和“義務”在長時間的互動中追求互惠平衡，而在每一次互動中講究互讓，并不要求平衡，也就是日?；プ?、長期互惠。

二是情面原則衍生出的“不走極端原則”。人們不僅僅要講人情、顧面子，還要在情與理發(fā)生沖突時，不能“認死理”。這就要求人們首先按照人情決定自己的具體行為，在情理法沖突時，援情略法，情在理先。否則，再怎么占理也是“不近人情”，不具有正當性。

三是情面原則衍生出的對待陌生人的“歧視原則”。在熟人社會中，人們區(qū)分對待熟人與陌生人兩種不同的社會關系。與對待熟人不同，對待陌生人顯得非常無情。歧視、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脅作為交涉手段、漠視陌生人的利益、偏袒熟人和本地人，都是普遍的和具有正當性的做法。

四是情面原則衍生出的“鄉(xiāng)情原則”?！奥淙~歸根”的鄉(xiāng)情是人情的延伸，這種以故土為精神歸屬的鄉(xiāng)土習性，就是“鄉(xiāng)情原則”。離開熟人社會的精英仍然受人情機制規(guī)訓。他們關心村莊越多，在村莊的地位就越高，名聲也越好。鄉(xiāng)情原則維系著鄉(xiāng)土中國的生態(tài)平衡，實現城鄉(xiāng)社會的有機循環(h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