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書紅則稱，各國國情不同，重視程度不同，經濟社會條件不同，技術水平也不同，在落實《公約》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方面，執(zhí)行情況差異很大。因此，“在制定未來十年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藍圖時，我們應當考慮客觀因素影響，充分吸取和借鑒‘愛知目標’執(zhí)行中的經驗和教訓，‘框架’目標應兼具雄心與務實?！?

作為一個締約方眾多的國際協定，《生物多樣性公約》的談判注定是個復雜而艱難的過程。秦天寶教授認為，談判過程中最大的阻礙主要是經濟和技術兩個方面。

他舉例解釋道：“比如說，假定《公約》要設立一個保護區(qū)域的保護比例，要求每個國家都達到國土面積的20%。有的國家可能已經達到20%了，這個設置對它來說沒有任何影響。而有的國家國土面積能供國民使用的本來就不多，大量地方是不適合再設置為保護區(qū)域的，這種情況再設20%的話就會影響它的經濟和社會發(fā)展。再比如說，還有一些生物技術要不要受管制的問題，技術先進的國家肯定不希望國際公約去管它。所以，生物多樣性雖然是個環(huán)保議題，但其實包含了各種利益的交織，有非常復雜的背景?！?

另外，《生物多樣性公約》的資金機制已然成為公約推進的瓶頸，《公約》面臨著履約資金長期不足的問題。

“由于沒有一個強制性的履約機制，所以有締約方不交，除了呼吁和譴責，有時候也沒有更好的辦法，”秦天寶教授稱，在談判和履約過程中，這一直是個很大的問題，這也是國際法的普遍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起，中國已經是《公約》信托基金的第一大出資國，多年來也一直是向全球環(huán)境基金（GEF）、生物多樣性和生態(tài)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IPBES）捐資最多的發(fā)展中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