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征過程中召開了一個晉西會議，毛主席在會上特別強調(diào)：中央的工作是與國際決議一致的?，F(xiàn)在日本、美國、英國、國民黨、蘇維埃（共產(chǎn)黨）、蘇聯(lián)6個勢力的矛盾集中于華北，日本已經(jīng)把噴火口爆發(fā)，我們到華北作戰(zhàn)不是跑得太遠，而是太慢。如果沒有勝利的把握而行動，不對，不相信戰(zhàn)役上以多勝少，戰(zhàn)略上以少勝多，不相信向華北發(fā)展，以為向華北發(fā)展會動搖了陜北，也是完全不對的。向河北開進是戰(zhàn)役問題，紅軍將來主要做山西的文章。[15]他反復強調(diào)，目前的形勢是正處在全國大變動的前夜，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發(fā)展，蘇區(qū)必須迅速向外發(fā)展，紅軍必須迅速得到擴大。

從毛主席分析的道理中，我們看到一個重要特點，方方面面的因素他都想到了，想得非常深入和周全。但最重要的是，他并沒有拘泥于陜北根據(jù)地嚴峻的力量對比局面，而是從形勢處在全國大變動前夜這個判斷出發(fā)，把瓦窯堡會議認定的主要矛盾放在首位考慮，把主要矛盾當作最根本依據(jù)的，緊緊抓住主要矛盾不放，最要緊的是讓全中國人民一起抗日，包括想方設法逼迫國民黨反動派抗日這才是頭等大事。

紅軍集中主力東征山西，因為山西距離華北戰(zhàn)場最近，最容易走向抗日前線，最容易激發(fā)起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如果閻錫山阻攔，不讓紅軍借道山西去抗日，就名正言順的當賣國賊打他，這就叫把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同民族抗日戰(zhàn)爭結合起來，高舉抗日大旗，目的就是要推動全國抗日救亡運動走向高潮。其他方向離抗日戰(zhàn)場遠，難以達到這樣的深遠目的。

紅軍長征途經(jīng)環(huán)縣場景甘肅網(wǎng)

所以，東西南北中，各個戰(zhàn)略方向，只有向東是對的。毛主席堅持紅軍主力東征山西，高屋建瓴，抓住了要害，因此成為扭轉(zhuǎn)歷史車輪的關鍵，也成為與蔣介石博弈的一個勝負手。

當然，問題還有另一面。主要戰(zhàn)略方向確定之后，對那些不同意見，難道就可以不屑一顧嗎？要知道，那些提出不同意見的領導同志，思維層次也是很高的，林彪、彭德懷等都是驍勇善戰(zhàn)、眼光獨到的高級將領，他們提出的是一些真問題，而不是假問題，他們的意見不能成為主要戰(zhàn)略方向，并不是他們考慮的那些問題不存在。

毛澤東軍事思想和軍事實踐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在堅持基本方向和路線的同時，盡量把大家意見、憂慮和智慧都照顧到，把好的意見都吸收進來，使戰(zhàn)略決策更全面、更科學、更正確，也更能形成領導層上下的統(tǒng)一意志。

在瓦窯堡會議做出東征決策后，毛主席要求進行40天準備。準備過程中，除了反復統(tǒng)一大家的認識，打下堅實的思想意志基礎，再就是解除大家的后顧之憂。當時，大家最擔心的是丟掉根據(jù)地，在四面強敵包圍的環(huán)境下，幾乎是出動全部力量東征，的確是常人難以想象的險棋。不能只想自己去打別人，而不想別人也會乘機端掉自己的老窩。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毛主席部署是：首先打擊南北兩面敵人，讓他們老實點。主力向南打，奪取甘泉、宜川兩城，赤化宜川、洛川兩縣。甘泉本來就被紅軍圍困，那里的東北軍坐以待斃，不久我們主動撤圍，讓他們看到我們的誠意，同時與東北軍、西北軍加緊聯(lián)絡，談判互不攻擊。[16]北面，以新組建的紅二十八軍和紅十五軍團一部，負責消滅正在進攻我們的井岳秀八十六師。

這些地方軍閥，你要是示弱，他就打你，你把他打痛了，蔣介石樂見其滅，也不會給他補充，他反而老實了，能不打就不打。陜北的另一股力量高桂滋挨過紅軍的打，不再出頭了，井岳秀很頑固，就重點打他，但在東征前不幾天，他因為自己的槍走火把自己打死了，這樣北部問題基本解決了。

二是在紅軍南征北討過程中，對東征嚴格保密，讓佯攻具有威懾性，同時麻痹閻錫山，保證渡河作戰(zhàn)的突然性和勝利。還有其他一些措施，如組織指揮員現(xiàn)場勘察渡河地點，周密制定作戰(zhàn)計劃等，通過一系列細致的準備工作，保證主要戰(zhàn)略方向行動的成功。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特點：

第一，主要矛盾就是主要戰(zhàn)略方向，就是兵鋒所指，這是毫不動搖的。

第二，在歷史轉(zhuǎn)變期，各種矛盾錯綜復雜，不被看似突出的問題迷惑，而是圍繞主要矛盾解決其他矛盾和問題，以全部主力聚焦主要戰(zhàn)略方向，通過強有力的戰(zhàn)略行動，贏得歷史主動，推動歷史轉(zhuǎn)變，引領歷史發(fā)展。

第三，每個人的意見都有道理，而且看起來都事關生死存亡，何去何從需要抓住本質(zhì)和要害，需要有強大的決策定力。

毛主席在東征決策中，既堅持了主要矛盾規(guī)定的戰(zhàn)略方向，又重視吸取大家的意見，為最后成功提供了前提條件。

注釋：

1.《彭德懷自述》，國際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216頁。

2.《周恩來傳》上，第331頁。

3.《聶榮臻元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239-240頁。

4.少華、游胡著：《林彪的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149頁。

5.任文主編：《東征?西征》，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總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2頁。源自聶榮臻回憶文章《東征》。

6.少華、游胡著：《林彪的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154頁。

7.中共山西省石樓縣委宣傳部編：《紅軍東征——影響中國革命進程的戰(zhàn)略行動（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6-67頁。源自1936年1月26日15時彭德懷發(fā)給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的電報。

8.中共山西省石樓縣委宣傳部編：《紅軍東征——影響中國革命進程的戰(zhàn)略行動（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9-71頁。源自1936年1月27日李德寫給中共中央的書面意見《關于紅軍渡過黃河后的行動方針問題的意見書》 。還有郝建生編著：《西安事變前后的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0頁。

9.中共石樓縣委統(tǒng)戰(zhàn)部2023年編：《紅軍東征與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資料匯編》，第21頁。

10.【德】奧托?布勞恩著：《中國記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頁。

11.【德】奧托?布勞恩著：《中國記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頁。

12.中共山西省石樓縣委宣傳部編：《紅軍東征——影響中國革命進程的戰(zhàn)略行動（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頁。源自1936年2月5日林彪、聶榮臻給李富春的電報。

13.張迪杰主編：《毛澤東全集》第八卷，潤東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頁。

14.任文主編：《東征?西征》，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總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45頁。源自楊成武回憶文章。

15.張迪杰主編：《毛澤東全集》第八卷，潤東出版社2013年版，第300-301頁。

16.任文主編：《東征?西征》，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總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51頁。源自賀晉年回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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