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筆下的人物阿里霍扎覺得伊斯蘭價值因為西方文明的入侵而日趨崩潰，所以決定與代表伊斯蘭傳統(tǒng)文化的“德里納河大橋”同歸于盡（參見小說《德里納河上的橋》）。阿里霍扎的悲劇正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伊斯蘭知識分子精神幻滅的普遍寫照。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阿拉伯民族主義全面興起，其旨在復興阿拉伯民族文化、爭取阿拉伯民族解放，反對西方世界的殖民壓迫。

此時領導阿拉伯民族運動的政治精英大多是接受西化教育和西方理念的知識分子。他們以“伊斯蘭”為口號進行群眾動員，借此獲得革命的正當性，但是在革命成功后，他們所建立的卻是深受西方模式影響的世俗政權（John L. Esposito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阿拉伯世界的世俗政權普遍面臨官僚系統(tǒng)腐敗、社會財富分配不均、失業(yè)率激增、治安環(huán)境惡化等嚴重的社會危機。

與之同時，標榜“回歸宗教”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開始蓬勃發(fā)展。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認為，西方文明導致阿拉伯世界的腐朽和墮落，其與伊斯蘭教義不可兼容，所以阿拉伯各國獲得重生的方法唯有重新回歸伊斯蘭固有的價值和信念，并且徹底摒除西方世界對伊斯蘭世界的一切影響。1979年在伊朗建立的霍梅尼政權、 1989在蘇丹建立的巴希爾政權和1996年在阿富汗建立的塔利班政權便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路線忠誠的實踐者。2010年，中東各國爆發(fā)要求民主自由的社會運動（即所謂的“阿拉伯之春”），其反抗的對象大多是阿拉伯世俗政權，比如利比亞的卡扎菲政權、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權、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

在阿拉伯世俗化政權裂解和政治權力出現(xiàn)真空之際，奉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國趁勢做大，占領了中東地區(qū)大片土地，成為當下?lián)碛袛?shù)萬武裝力量的政治實體。伊斯蘭國主張阿拉伯世俗政權是西方世界殖民化的產(chǎn)物，而自身統(tǒng)治的正當性來自對伊斯蘭教“虔誠”的信仰和對異教徒（西方世界）無情的打擊。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伊斯蘭國對世界進行了“非黑即百”的劃分，并且要迫不及待地消滅所謂的“灰色區(qū)域”。

通過對歷史的回顧和現(xiàn)狀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伊斯蘭文明曾經(jīng)是開放的、包容的。二十世紀先后建立的阿拉伯世俗政權曾經(jīng)一度試圖引入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是沒有辦法解決腐敗、貧困、失業(yè)等嚴重的社會危機。對此，極端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認為，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是阿拉伯世俗政權一切社會危機的根源，所以必須徹底拒絕西方世界。正因為如此，奉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伊斯蘭國才會發(fā)展出所謂的“灰色區(qū)域”理論，并且先后在巴黎和布魯塞爾發(fā)動如此駭人聽聞的恐怖襲擊。這一恐怖襲擊將加速歐洲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加深歐洲社會對穆斯林的歧視，并且伴隨著歐洲深層次經(jīng)濟危機的加劇，歐洲本土居民與穆斯林居民的矛盾也會進一步惡化。未來可能出現(xiàn)的局面是“伊斯蘭世界更加敵視西方世界，西方世界更加排斥伊斯蘭世界”。

當然，歐洲可能會聯(lián)合美國，透過武力消滅伊斯蘭國。然而如果歐洲不能深刻認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興起的根本原因，并且有效地克服自身的經(jīng)濟危機和遏制不斷崛起的民粹主義勢力，那么歐洲或許會贏得戰(zhàn)爭，卻必將失去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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