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群體的“他們”的形象被創(chuàng)造出來之后，“投射”活動會進一步加劇，越來越多“我們”不愿或不敢歸入自我形象的反面形象被“投射”到“他們”身上，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在恐懼心理的作用下，某一部分特定的“他們”就被成功制造成了對“我們”產生了威脅的“敵人”。簡言之，敵人的形象其實就是自己的反面形象。（Marja Vuorinen，2012）

這是現(xiàn)代心理學中的新知識，以此來重新檢驗一下19世紀早期的“俄國威脅”論，即可以明白，關于俄國這個國家本性野蠻強悍、喜歡侵略擴張、狡猾且善于欺騙、意圖征服全世界這一總體形象，實際上就是英法等國自身形象中完全一樣甚至更為惡劣的部分在俄國這個“他們”身上的投射，就是英法等國在恐懼情緒作用下在自己心中發(fā)生的一個發(fā)明創(chuàng)造“敵人”的心理過程。

當然，不僅俄國的敵人形象是這樣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既然英國、法國和后來的美國在歷史上與他們所定義的“他們”幾乎全都打過仗，那么也必定都同時伴隨了創(chuàng)造敵人形象的心理過程。而這些不同的敵人形象也無一例外就是他們自己不同反面形象的反映。

應用規(guī)則的“備戰(zhàn)流程”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英國感知到了帝國勢力和歐洲的力量均衡所面臨的危險，早早就決定了要對德國宣戰(zhàn)。

這原本是一場基于帝國利益、商業(yè)貿易和糧食供應等現(xiàn)實因素計算的先發(fā)制人戰(zhàn)爭，但德國對比利時的進攻，卻讓英國抓住了一個絕佳的借口，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說，“一場關于市場的戰(zhàn)爭突然變成了一場關于道德的戰(zhàn)爭”。

制造敵人的宣傳機器開動起來了，媒體文章寫道：“為了（比利時）這個小小的民族，為了它的自由而不顧一切地戰(zhàn)斗，英國將從陸地和海洋出發(fā)……她將維護她神圣話語的榮譽，沒有比這更高尚的事業(yè)，任何人都可以為之犧牲?！?

政客們說道：這是一場“善與惡之精神爭奪人的靈魂”的搏斗，“我相信沒有哪個國家在進入一場大的戰(zhàn)爭時……帶著更清晰的良知和更堅定的信念，……不是為了侵略，甚至不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私利，而是……為了維護對世界文明至關重要的原則?！?

倫敦街頭的海報則傳遞著這樣的信息：英國代表著文明的、民主的雅典，而德國則代表著專制的、軍事化的斯巴達。（David Welch，2012）

英媒1914年報道：“英國對德國宣戰(zhàn)”

這些話語是不是令人們聯(lián)想到了什么？是的，這就是拉夫羅夫所指出的英國人一直以來的“相同的路線”。

人們只需要簡單地回溯一下此前的英國殖民主義罪惡歷史，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發(fā)現(xiàn)它犯下的累累罪行，看到那些與它所吹噓的什么自由、民主，什么神圣的榮譽、文明的原則等恰成對立的專制、好戰(zhàn)、貪婪、野蠻等反面形象。而為了制造敵人并發(fā)動戰(zhàn)爭，它卻輕而易舉地把所有這些反面形象統(tǒng)統(tǒng)“投射”到了敵人身上。

當邪惡的形象被牢牢固定在了敵人身上之后，有口難辯的敵人就瞬間成了“非人”（non-people），而消滅掉這個“非人”就會顯得合理、合法，并且是正義的和光榮的。一場先發(fā)制人的侵略戰(zhàn)爭就此搖身一變成了維護和平的“正義”戰(zhàn)爭，各種極端手段也都自動獲得了合法性。一場“獵巫”行動隨之展開，十足的罪犯成了“英雄”。而由于英語媒體對國際輿論的壟斷，被制造出來的敵人形象以及被顛倒過來的戰(zhàn)爭話語，會在世界各國自由流通，風行一時。

二戰(zhàn)之后，英國這一條“相同的路線”被美國完整地繼承了下來，每一次侵略戰(zhàn)爭之前，制造敵人形象和顛倒是非曲直的流程都會一模一樣地重復一遍。制造敵人形象的規(guī)則還是同一個古老的規(guī)則，只不過美國版的“謊言帝國”更加強大了，運用這一古老規(guī)則的手段更加花樣翻新了。一管洗衣粉、一段假情報，甚至只需政客們閉著眼一通胡說八道，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啟動這個“備戰(zhàn)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