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左瑋】

此前，我在采寫涉家庭暴力案件在執(zhí)法司法和社會治理層面的困局時，發(fā)現(xiàn)其錯綜復雜、清理法理的糾葛以及衍生困境，遠超大眾想象。

其中，一個受訪者令我印象深刻。陽女士（化名）是該領域權威專家，隸屬中國心理學會CPS系統(tǒng)（全國僅4000余人有相關資質(zhì)），目前在某大城市從事基層社會治理工作。在提及一個典型個案時，一向?qū)€人生活與工作“邊界”牢牢把控的她竟淚眼婆娑：

“我們在職能范圍內(nèi)已經(jīng)做到極限了，甚至私人越界想去拯救受害者，但還是看著情況越來越糟，以至于我自己都在接受其他心理咨詢師的督導。”

她誠懇地對我說：

“目前這個典型個案陷入了僵局，希望你能模糊化處理后發(fā)表，讓觀察者網(wǎng)的專家和網(wǎng)友們集思廣益，或許能為我們提供一些新的‘解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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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頭是血的阿珊（化名）來到某醫(yī)院外科就診，在問診的過程中，女子透露是被丈夫毆打的。接診醫(yī)生根據(jù)后腦勺的傷情判斷傷者所言非虛，他一邊為傷者處理傷口，一邊按照強制報告的要求報警，一起隱秘的涉家暴案件得以被“看見”。

“你不要亂說，這是我自己弄傷的?！闭l知，當阿珊得知醫(yī)生要報警，堅決否認傷情系家暴所致，她不顧眾人的安撫，強行離開了醫(yī)院。

“為什么不能強制要求她配合調(diào)查呢？”

“這種情況嚴格叫‘涉家暴案例’，都不能成為‘案件’。女方不愿意報警不愿意和警察見面，又再三保證是自己弄傷的。即使有醫(yī)生陳訴，這種當事人反復更改的措辭是不可能被警方固定和采納的，也就沒有足夠的依據(jù)強行介入?！币幻窬忉?。

影視配圖

家暴不是家務事，公權力該不該干涉？目前已達成共識——該。但部分受害者出于面子、子女、財權糾紛、生活質(zhì)量等原因，并不會主動尋求幫助甚至對公權力介入“自己家事”較為抵觸。多名公檢法受訪者坦言，很多家暴案件的難點就是取證工作——公安機關的案件記錄、醫(yī)療記錄等證據(jù)之間缺乏關聯(lián)性、缺失當事人簽名、時間久遠等。

“實際上，她的傷情已構成刑事案件中的輕傷，以我們當?shù)毓珯z法機關和民眾對家暴的態(tài)度，首次判決就會判離?！币幻檎咛寡?，“但受害者不愿意配合，錯失了這個案例中唯一一次固定強力證據(jù)的機會。”

女子對公權力“剛性”機關介入“家事”如此抵觸，當?shù)鼗鶎由鐣卫砉ぷ髀?lián)席部門，便考慮由“柔性力量”入手。

很快，婦聯(lián)、民政、衛(wèi)健、社區(qū)等介入此案，基層治理“微網(wǎng)格+五大員”派遣到位。五大員?是指在基層社會治理中承擔特定職責的角色，本案中為網(wǎng)格員、人民調(diào)解員、社區(qū)民警、心理工作者和社工。

對此，一名法官告訴我，“雖說社會治理五大員屬于公權力的一部分，但其介入家事案件的法理依據(jù)不足。沒有法理依據(jù)也就沒有強有力的剛性手段，通常只能先調(diào)查了解，再‘以法育人、以理服人、以情動人’反復做當事人的思想工作?！?

在調(diào)查走訪中，大家掌握了阿珊的具體情況：阿珊快五十歲了，潮汕人，系外來務工人員；在某街道開有一裁縫店。

調(diào)查員梳理了阿珊一天的活動軌跡：清晨起床為全家做早餐——早上送孩子上學——趕赴裁縫鋪掙錢養(yǎng)家——接送孩子放學——買菜做菜吃晚飯（已八、九點）——飯后輔導孩子作業(yè)——丈夫孩子睡覺后清洗碗筷做家務——凌晨上床睡覺。

“因為晚上才能洗碗打掃衛(wèi)生洗漱，他丈夫嫌她吵到自己休息，就會打罵她。她上床后也長期睡不好，身體和精神狀況都很糟糕，感覺就靠‘還得養(yǎng)孩子’那一口氣撐著。”為了拯救這個深陷泥潭的母親，街道和社工們找到了她的小裁縫鋪，花了近2個月的時間，阿珊總算打開了心扉。

阿珊的自述結(jié)合有關部門的調(diào)查，一個藏在繁華都市隱秘角落的令人窒息的家庭浮出水面。

“夫妻都是潮汕人，小學文化，兩人系老家包辦婚姻，感情并不深厚，男方曾有出軌行為；兩人共育有6個子女，其中2個成年后便和原生家庭斷了聯(lián)系，另外4個未成年人，2個在我們當?shù)刈x書，2個休學在家；男方?jīng)]有工作，也不參與子女撫養(yǎng)和教育工作，家庭主要經(jīng)濟來源就是女方的裁縫店，家務和子女教養(yǎng)也全由女方承擔。”

阿珊的情況和大部分家暴受害者不同。一般受害者在遭受家庭暴力時，考慮子女羈絆、經(jīng)濟難以獨立、施暴者事后有懺悔行為等因素后往往選擇隱忍；還有一部分受害者是愿意讓渡生命身體權利來換取施暴者資源，甚至有個別受害者是極端戀愛腦。

“但阿珊不同，實際上，她只要離婚，她和子女的物質(zhì)和精神狀態(tài)都會有質(zhì)的飛越。但是她不愿意！”

一位檢察官提醒陽女士：“公權力和私權利要分清邊界。作為一個男人，我對這種男性之恥的人渣恨不得打他一頓，但代表公權力介入，我們是絕不能主動鼓勵其中一方離婚的。”

后來，在社工們的反復動員感化下，阿珊終于同意陽女士等人介入自己“家務事”。“但丈夫從頭到尾都不予配合，我們根本堵不到他人?！?

當阿珊帶著社工們來到自己的“家”時，出租屋里的情境令人驚訝和辛酸：沒有任何窗戶的房子陰森黑暗、密不透風，雜亂的居住環(huán)境，極不正常的房間安排——丈夫單獨一個房間，阿珊和其他孩子擠在一個房間。

社工們將4個孩子帶去全國權威醫(yī)院進行身體及心理方面的檢查，其結(jié)果令大家無比痛心：“休學的兩個孩子確診抑郁，其中三女兒重度抑郁并伴有語言功能退化——由外界帶來的獲得性溝通交流障礙?！?

“孩子們有沒有被家暴過？”

“從孩子們的描述中，我們推測孩子沒有被家暴，但也側(cè)面印證了阿珊被家暴的客觀事實?！?

“孩子們抑郁、失語癥和家暴有沒有關系？”

“我個人主觀感受，那當然有。但證據(jù)呢？法律事實層面如何證明？”

“那孩子們的陳述可否作為證據(jù)支撐，讓司法力量取得采用強制手段的依據(jù)？”

“你看又回到原點了。每次我們想要更進一步，就又陷入‘怎么界定家暴’的死胡同——客觀事實不等于法律事實，法律事實要靠證據(jù)，關鍵是她不愿意配合取證?！?

陽女士思考了片刻說：“根據(jù)我們的接觸與判斷。阿珊不愿配合，主要受限于認知水平、文化觀念和封建思想，還有明顯固化的強迫性思維——比如她提過，女人是不能為難男方的；比如她說，離婚了的話，整個娘家在老家都會抬不起頭；她甚至會在我們鼓勵她調(diào)整生活節(jié)奏、為自己多爭取一些休息時間時，質(zhì)疑‘我可以這么做嗎？真的可以嗎？’”

為了拯救這個思想固化、作繭自縛的受害者，更為了4個孩子，婦聯(lián)、民政、教育局、心理中心、社區(qū)、街道和醫(yī)院不斷跟進，一次次為他們創(chuàng)造條件：教育局為其子女免除了一切學雜費，民政部門代為購買少兒互助金、醫(yī)保社保；兩名確診抑郁的孩子安排在全國最頂級醫(yī)院進行治療且醫(yī)藥費全免；甚至只要阿珊愿意，聯(lián)席部門可以將阿珊安排在時間自由、受到保護的社區(qū)“媽媽崗”、與丈夫物理隔離。

這一切阿珊看在眼里，十分感激，但只要工作人員一提到丈夫，她又退縮了。她說：“你們別這樣，其實你們介入后，他現(xiàn)在打我打得很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