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亞歷山大·加盧什卡】

貨幣是文明最重要的發(fā)明之一。從茶葉到比特幣，幾個世紀以來，貨幣的內容和形式一直在變化。

在現代世界，貨幣制度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它們是：

一個“無中生有的”貨幣發(fā)行時代：2008年金融危機后，世界各國主要央行的貨幣政策——美國和歐洲的銀行——大幅增加了無擔保的貨幣供應量，實際上憑空創(chuàng)造了數萬億美元，而日本、瑞士和瑞典等少數國家的央行實行了一種不正常的負利率政策。

“這個世界債臺高筑。”世界債務達到驚人的243萬億美元，占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78萬億美元）的317%，包括72萬億美元的公司債務、65萬億美元的公共債務、60萬億美元的金融債務和46萬億美元的家庭債務。[1]

世界主要國家債務占GDP的比重分別為：日本537%，歐元區(qū)國家（歐元區(qū)）388%，美國326%，中國293%。

與此同時，超過一半的世界政府債務由三個國家承擔：美國（31.8%）、日本（18.8%）和中國（7.9%）。

“黃金復興”現象：隨著過去幾十年有意將黃金移到貨幣體系邊緣時代結束，《巴塞爾協議III》讓黃金從三線（third tier）回歸到一線（first tier）銀行資本[2]，黃金與貨幣掛鉤，央行購買黃金自1971年以來達到創(chuàng)紀錄水平——正是在1971年，美元計價的黃金綁定被取消了。

2018年，世界各國央行黃金儲備增長率比2017年高74%。2019年第一季度，全球黃金儲備同比增長145.5噸，增長68%。

“停止現金”。在絕大多數國家，對大批量現金周轉的限制已成為各國貨幣政策的普遍做法。

“個人化貨幣”。在21世紀，任何人或公司都可以使用區(qū)塊鏈創(chuàng)建自己的個人貨幣，而加密貨幣，例如比特幣，則直接與傳統貨幣競爭。

總之，這些挑戰(zhàn)不僅反映了人們對貨幣制度信心的根本轉變，而且也證明了現代世界中貨幣概念的日益極大的模糊性。

關于中央銀行到底是否還有能力執(zhí)行一項適當的貨幣政策、并對新出現的挑戰(zhàn)作出正確反應，這一點目前受到了嚴重懷疑，使得問題更加嚴重。

例如，美國和歐洲央行對2008年危機的反應是大規(guī)模加印新幣（量化寬松）。在實行了10年的上述政策后，其高達80%臨界規(guī)模的流通量的效益是令人懷疑的。

在美國，85%的美聯儲資金不是在市場上流通，而是“待在”銀行儲備金賬戶之中。

在歐洲貨幣激勵政策下，歐洲央行購買價值2.54萬億歐元的債券，其中1.36萬億歐元在商業(yè)銀行賬戶之中成為“無效比重”（dead weight），這也沒能提振經濟，并且其中6570億歐元在面臨持續(xù)的損失——由于各銀行放置在歐洲央行中、而處于負利率狀態(tài)的儲備[3]。

結果就是，各國主要央行的貨幣發(fā)行未能提供必要資金實現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也沒能解決其結構和制度問題，也就是緊迫的新行業(yè)（多元化經濟）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新的就業(yè)機會和減少不平等這些問題。

這里有必要得出一個重要結論：

重要的不僅是貨幣的發(fā)行數量，還有發(fā)行貨幣的“質量”（錢的質量很重要！）。

與此同時我們還有一個結論，各國央行旨在刺激經濟發(fā)展的貨幣政策工具作用也是極其有限：傳統工具就是降低關鍵利率或購買債務。如果在現代條件下，我們繼續(xù)只運用這些工具，那么在最好的情況下，不過是可以把一場急劇危機速度加以延緩和平滑，將其轉變成長期的停滯。這種軌跡最顯著的例子是日本，該國的經濟停滯持續(xù)了40年。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也正面臨著進入同樣的停滯局面。

根據專家的共識估計，這還是一個樂觀的情景。

2018年下半年，包括各國央行行長、全球最大商業(yè)銀行行長、主要專家和國際組織代表在內的G30智庫發(fā)布了一份題為《應對下一場金融危機》的報告，對主要經濟體危機應急安排措施（emergency arrangement）進行評估。[4]

報告的標題就表明G30的立場：危機不可避免，要在這個前提下請央行提出危機管理方案。

G30建議各國央行展現靈活性和創(chuàng)新性，創(chuàng)造新的有效貨幣政策工具，與政府和議會合作，提高合作水平。

現在發(fā)生了什么？各國央行正試圖用實際上制造問題的策略來解決問題（2008年的數據清楚地表明，絕大多數宏觀經濟學家在理論上還沒有做好準備）。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來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在現實中創(chuàng)造高質量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