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國人的人本主義文化——中國人講究人命關天、死生事大。對人命的重視，也會使制度對涉及人民生命安全的非常狀態(tài)做出強烈的反應。

文揚先生在一系列文章中都談到定居文明的問題。的確中國很多文化現(xiàn)象的根子都在定居傳統(tǒng)?？脊虐l(fā)現(xiàn)周成王的何尊上有銘文“宅茲中國”。其實中國歷史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生于茲、長于茲。我正在寫一本書，講美國制度，美國文明的第一個特性就在于它的流動性。

歷史經(jīng)驗衍生出了華夏文明的很多特點。美籍華人歷史學家何柄棣先生有篇很重要的論文，他從渭水流域的定居遺址，推導出中華人本主義傳統(tǒng)的來源：黃土的特性使中國古人定居生活，這就產(chǎn)生了代際之間的空間聯(lián)系。代際關系產(chǎn)生祖先崇拜，因為祖先既是人也是鬼神，所以打破了人神界限，產(chǎn)生了人本主義。最后由自己的祖先推而廣之到別人的祖先，產(chǎn)生了同理心，寬容心，“興滅繼絕”，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最后的集大成者是大同理想。

“宅茲中國”銘文

華中師大的徐勇教授提出過一個概念：“祖賦人權”。通俗地講，中國人的人權不是像西方“天賦人權”所隱含的那樣是由神賦予的，而是來自人本身，是中國人民“宅茲中國”的權利。所以我們的人權不是僅僅以個體為本位，而是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的中國人共享的權利。

我們比比中美的憲法就明白了。中國憲法序言是：“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chuàng)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tǒng)?！边@句話講的就是歷史，講出了我們的文明密碼和精神之源。美國憲法序言：“我們美利堅合眾國的人民為……（六個目標），成立聯(lián)邦”，美國的制度，是適合它的文明的，但它顯然不是一個歷史性的憲制。所以，毛澤東主席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寫的碑文，每句開頭都是三年以來，三十年以來，1840年以來……這意味著，中華民族是用斗爭和鮮血奠基的共同體，不同世代的人的生命是交織在一起的。這次抗疫期間犧牲人們，也會被刻在中華民族的紀念碑上。

最后，中國政治傳統(tǒng)中的責任意識——中國自古強調(diào)治人者的責任，早自夏禹、商湯，就留下了“罪己”的傳說。漢武帝的罪己詔更是人盡皆知。從漢代儒家建立天人感應學說，就把天聽、民心聯(lián)系在一起，統(tǒng)治者有責任讓民生息、讓天滿意。出了天災人禍，不管有沒有直接責任，統(tǒng)治者都要自責。詩經(jīng)就留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句子。今天我們的領導人和黨政干部仍在講這句話，這就是在強調(diào)責任意識。

從這三方面看，中國的制度不僅僅是更“能”，而且是更“愿意”為抗疫犧牲一些別的東西，迅速轉入非常狀態(tài)。

而西方國家，這三方面均與中國相反。

首先，其價值觀是資本主義，那么顯然是資本最大。

美國是高度個人化的社會。表面上看，個人主義的社會不是更應該重視個人價值嗎？美國電影《拯救大兵瑞恩》為了救一個士兵不惜代價。實際生活中卻相反，為了利益可以犧牲一切。

面對疫情，美國不少政治和媒體精英都出來講，不必檢測，不必治療，自然選擇，優(yōu)勝劣汰；美國一片救市壓倒救命的聲音。CNBC的主持人就明講，不能為了這些老人、高危人群犧牲經(jīng)濟和股市了。日本媒體3月11日報道，意大利呼吸機不夠用，優(yōu)先救助青壯年，60歲以上不救。

所有發(fā)達國家都公開表示，保經(jīng)濟優(yōu)先于保人命。英國的專家和醫(yī)生公開討論“三圣人協(xié)議”。近幾天美國也在公開討論醫(yī)生有權決定誰有治療的權利，誰要被放棄。為了不引起恐慌，很多國家甚至采取“駝鳥政策”，不檢測就沒有病例。孫正義捐100萬個病毒檢測試劑，被罵到收回，因為日本不想讓檢測，否則數(shù)據(jù)就會上升。今天美國已經(jīng)破20萬，這仍然只是進行了有限的檢測。

我去年在觀學院的《流浪地球》演講中，討論過誰有生存權的問題。很不幸，一年不到，就一語成讖，誰有權活，真的就在西方國家成了個問題。我當時在演講中提到了自由的本質(zhì)。在西方哲學中，個人、自由、人權都是有明確的階級屬性的，所以本質(zhì)上，都是有價格的。沒事的時候，看起來都是一樣的人。一旦遇到危機，是按地位和財富來分等級的。人的生命絕不是平等的，就像電影《2012》中英國女王的狗，現(xiàn)實中瑞典小公主，都是一樣的邏輯。

當有人質(zhì)問特朗普總統(tǒng)，為何有錢人可以獲得檢測，總統(tǒng)的回答是“這就是生活”。的確，這就是資本主義下的生活。美國國會召開疫情會議之后，議員們著急做的事情是先拋售自己的股票，這個行為最直觀地反映了美國制度的資本主義性質(zhì)。

在這種價值觀下，國家是否進入非常狀態(tài)，首要的考慮是資本的利益，而不是普通人的生命。所以，在不同的人看來有不同的非常狀態(tài)。我們中國老百姓看著瞎著急，但是在美國資本看來，政府應急做得不錯：疫情剛起來，聯(lián)邦政府就向企業(yè)提供貸款或投資，航空業(yè)290億，國家安全相關企業(yè)170億，小企業(yè)3770億。

當然，對地方政府、醫(yī)療機構、家庭、大學生和失業(yè)者提供的補貼、減稅等措施也有助于民眾度過難關。但是總體上可以看到政府救助公司的行動要快于救助患者。在歷史上所有的危機中，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主要功能都是救助企業(yè)，服務資本，例如2008年金融危機中，奧巴馬政府不大關心民眾的損失，卻大舉救助金融企業(yè)。當然，企業(yè)和市場也很重要，中國這次抗疫中的一個巨大優(yōu)勢就是我們的產(chǎn)業(yè)能力。但是必須要找到生命和金錢、人民與企業(yè)之間的平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