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差異性

觀察者網：咱中國這么大，每個地方發(fā)展情況不一樣，可能對應的解決方法也不一樣。您這么多地方走下來，有沒有發(fā)現(xiàn)腐敗或反腐也呈現(xiàn)出地域差異性？

房寧：在中國，廉潔的情況、腐敗的情況肯定是有地域差異性的。經濟發(fā)達的地區(qū)，公務員各方面的待遇和整體文化素質相對較好，制度環(huán)境也比較好，自然腐敗情況相對少；經濟落后、管理比較粗放的地區(qū)，腐敗問題更普遍、更嚴重。就我個人的觀察，相對而言，上海和深圳是中國營商環(huán)境最好的，也有比較好的、相對清廉的公務員隊伍。

觀察者網：有沒有可能跟當?shù)乜萍紤冒l(fā)展有關？現(xiàn)在上海很多政務服務都電子化、透明化。

房寧：政務公開、電子政務肯定是促進廉潔政治、廉潔政府的重要手段，但人和人的觀念也許更重要。

就我個人經歷而言，2001年我一到社科院政治學所工作就接觸到了政務公開，記得第一次出差就是隨我們所一個課題組去河南焦作觀摩那里的行政服務大廳。后來對此一直有關注，也參與過“智慧城市”的研究。從全國情況來看，搞得最出名，成為全國政務公開、電子政務典范城市的恰恰不是上海、深圳；但曾經被認為是政務公開和電子政務搞得最好，成為典范的那個城市，前些年恰恰出了大問題。

在電子因素之外，為什么上海和深圳還能治理得比較好，這確實還需要好好研究。在我個人看來，上海的重要原因在于觀念和文化方面的。我想許多人也是這樣看的。上海開埠最早，法制意識比較深厚，上海干部比較守規(guī)矩。

許多人都有這樣的經歷，在上海與政府和官員打交道、辦事比較講程序，官員們比較謹慎，一般都是面有難色，不太主動，不像某些地方的干部愛“拍胸脯”，愛攬事。以我的經驗，凡是一地的干部官員愛攬事，這個地方的腐敗就比較嚴重。

深圳則有更為復雜的原因——深圳是個新興城市，大部分都是外來人。這是個很重要的原因，畢竟中國如今絕大部分地區(qū)仍存在費孝通先生所講的“差序格局”，仍然是“人情社會”。很多腐敗是以人脈、家族、同鄉(xiāng)為基礎的，而深圳大多是南來北往的人，基本上打破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差序格局”。

另外就是所謂“小政府、大社會”的因素?！靶≌?、大社會”其實是個理想化的概念，無論西方發(fā)達國家還是發(fā)展中國家真能做到這一點都很難。但深圳由于是一個短期內崛起的新興城市，40年里從一個邊陲小鎮(zhèn)一躍成為發(fā)達的國際大都會，這在人類城市發(fā)展史上恐怕是空前絕后的。

深圳的同志講，如今的深圳地區(qū)在40多年前還是寶安縣，最高長官就是寶安縣委書記、縣長，深圳建特區(qū)外來的企業(yè)或全國各地下海闖天下的，哪一個不比當?shù)厝伺?？！大多都是有背景、都有來路。而寶安縣政府從各種意義上都是“小”的，誰都惹不起，所以姿態(tài)放得特別低，從始至終就是一個天生的“服務型政府”。幾十年下來，這樣特殊的歷史造就了深圳良好的營商環(huán)境和務實、進取、平等的政治生態(tài)、政治文化。

說到腐敗，說到腐敗地域性，一直以來人們對于東北議論不少，以至于有“投資不過山海關”、“關門打狗”之類的說法。對于東北，我也有些了解，這些年也跑了不少。當然，我對東北的了解還不夠深入，比起對“長三角”、“珠三角”的了解差不少。

的確，東北現(xiàn)在出事的干部很多，看上去好像比內地更腐敗，因此有人得出印象認為東北干部素質比內地官員差。根據我的了解和判斷，情況并非如此。東北的腐敗現(xiàn)象不能簡單地歸于干部素質；在我看來，東北的腐敗問題和它的經濟發(fā)展類型更有關聯(lián)。

說到這里，東北地區(qū)以及其他地區(qū)的腐敗問題也與政商關系、官商關系有關。眾所周知，東北民營經濟不發(fā)達。所以東北官員的貪污腐敗往往出在財政資金上。而財政資金是很容易被監(jiān)管到的，說白了就是貪污財政的錢很容易被發(fā)現(xiàn)。東北的腐敗干部許多是打國家財政資金的主意，這豈不是很容易敗露？只要認真查最后就一定是會被查到的！

而在內地，特別是在東南沿海經濟發(fā)達地區(qū)，更多的腐敗發(fā)生于官商之間的暗中勾結，許多腐敗干部是拿老板的錢，相對而言就不大容易被發(fā)現(xiàn)。這也就是前面提及的，親情包裹著的政商關系是很難監(jiān)督的。這在韓國有個詞特別傳神，叫“政經粘黏”。

清新健康的政商關系、官商關系對于一個國家的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是十分重要的，一定程度上也是其社會進步的標志。在我國，良性政商關系、官商關系建設已經在路上了，然而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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