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固陽秦長城

來到包頭調研的第一天日程，我們安排了探訪秦長城遺址。

這些年考察“璦琿騰沖線”，我們有一項新的發(fā)現(xiàn)，可以說是對這條反映和顯示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不均衡性的基本國情線的一項新認識成果。這就是：

至少自秦以降，在華夏空間中，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是一直存在的。中國古代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的分野界線是移動的，時進時退，南北擺動。這意味著，“璦琿騰沖線”的形成除了人們熟知并公認的地理地形、氣候等自然因素外，還有重要的社會、政治、軍事的因素。進一步講，古代的“璦琿騰沖線”其實就是史上聞名的萬里長城。長城是中國古代人口分布以及農耕與游牧兩種生產方式、兩種社會形態(tài)的分界線。

萬里長城始于秦代，秦長城自然成為我們考察與研究古代“璦琿騰沖線”的一個重點。迄今為止，秦長城保留最多也最完整的地段就在包頭的固陽縣境內。

26日上午，我們懷著興奮的心情出發(fā)前往固陽。路上，我們先跨過了包頭北面的昆都侖河。歌唱家呂文科有一首經久流傳的名曲《走上這高高的興安嶺》，歌中唱到：“清清的昆都侖河呦，我在那里飲過馬……”，原來這昆都侖河就在包頭附近。可惜多年的干旱，如今的昆都侖河幾乎完全干涸了。

上午10多鐘，我們來到了固陽秦長城的山腳下。接待我們的是大名鼎鼎的“長城守護者”落和平。

落和平是個傳奇人物，他原本是一名保護長城的志愿者，20年如一日守護秦長城遺址。20年的歲月不知不覺間把落和平變成了一位長城保護和文物專家，現(xiàn)在他已經是固陽縣文物管理所的所長了！見到落所長，我們非常高興，客套話沒說兩句，他就如數(shù)家珍地給我們講起了秦長城。

秦長城始建于公元前214年，即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始皇委派大將蒙恬在原戰(zhàn)國時代秦長城、趙長城和燕長城的基礎上修建而成。據(jù)說，蒙恬家三代都是戍邊將領。實踐出真知，蒙恬深諳長城在冷兵器時代農耕民族防范和對抗游牧民族騎兵襲擾的重要戰(zhàn)略意義。時至今日，秦長城在固陽山嶺之中默默駐守了2000多年，有些地段保存得依然相當完好。

與明長城不同，秦長城選址并不是在山脊頂端，而是沿山脊前端展開，形成外高內低之勢。這樣既可以借助山勢，又可以節(jié)省建筑材料，也便于士兵上下城墻和沿線活動。與漢、宋、明長城不同的還有，固陽秦長城的墻體往往就地取材，由色爾騰山的黑銀色石片交錯疊壓壘砌、分段修筑，故經歷兩千余年不朽不塌。另外，固陽秦長城的內側墻體上，還發(fā)現(xiàn)有百余幅繪有山羊、駱駝、騎手、耕者等形象的生動巖畫。這為常年駐守邊塞將士們的艱苦生活增添了一些生活與藝術的情趣。

與一般人的印象不同，自古以來，長城內外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的征伐并不是在長城沿線均衡發(fā)生的。在多數(shù)情況下，游牧民族的騎兵并不發(fā)動翻越山嶺長城的攻擊作戰(zhàn)。歷史上的重大戰(zhàn)事都發(fā)生在長城沿線那些便于大部隊大規(guī)模行動的口隘，如太行八陘，古幽州的張家口、喜峰口、八達嶺，山西的大同、偏關以及雁門關等等地方。中原王朝的守軍也不是沿長城均勻布防，而是集中精銳于各個重要戰(zhàn)略通道。

長城的主要軍事價值在于用固定工事限定戰(zhàn)場，制約草原騎兵的機動性，發(fā)揮中原步兵優(yōu)勢與之進行陣地作戰(zhàn)。秦長城的各種防御工事中，煙墩，又稱烽燧或烽火臺，常建于長城內側山嶺的各制高點上，獨立于墻體。煙墩在平時用于瞭望偵查，戰(zhàn)時可起到通訊作用。長城守軍在煙墩上居高瞭望能及時發(fā)現(xiàn)對方軍事動向，讓守軍做好防御與出擊的軍事準備與調度。

煙墩一直為歷代長城所沿襲。到了明初，長城沿線就有“守城不守墻”的說法。明軍將主力部隊集中于長城內的各個邊鎮(zhèn)之內，在長城內外依靠有利地勢地形，與入侵的草原騎兵進行陣地攻防的集中作戰(zhàn)。但明長城在大多數(shù)情況是把煙墩與城墻筑為一體，如今天人們在北京八達嶺等地的明長城上看見的烽火臺，而在山西偏關那一帶的明長城煙墩仍然是獨立建造的。

中國歷史上自戰(zhàn)國、秦以降一直到明，歷朝歷代幾乎都修長城。歷史上主要的長城為：秦長城、漢長城、宋長城和明長城。在這四道長城中，漢長城最靠北，有些地段深入到了現(xiàn)在的蒙古國疆域。因此漢朝也是中國歷史上疆域最為廣大的時期。宋長城最靠南，宋則是中原王朝疆域最小的王朝。北宋長城在太行山以西，在雁門關一線。而太行山以東，以今雄安附近的白溝河為界，以今白洋淀水域的濕地為依托，形成所謂“水長城”。此外，還在這一帶構建了大規(guī)模藏兵地道，號稱“地下長城”。

明長城，處在漢長城和宋長城之間，其地形地貌特征最為明顯，基本上是沿著蒙古高原的前沿以及依托太行山、呂梁山修建。明長城也與地圖上的“璦琿騰沖”虛擬線走勢最為接近。

從秦、漢、宋、明這四道長城可以知曉，中國古代的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的界線并不是嚴格依照特定地形地貌與氣候條件確定的，而是有相當大的進縮空間的。以山西、內蒙古地段而論，當中原王朝強大，具有足夠政治、軍事實力的時候，它就可以把農耕民族的疆界推上蒙古高原。而當中原王朝孱弱時，幽云十六州，即大同平原、以及華北的海河流域，也可以變成遼、金的放馬之地。歷史上的“璦琿騰沖線”因中原王朝和游牧帝國的強弱而大幅擺動，進退可達數(shù)百公里。

以長城以及長城的進退擺動標識著歷史上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關系的背后就是民族間的征伐，就是古來長城內外的戰(zhàn)禍連連。長城的歷史也是一部中華民族的政治史。而這部起伏跌宕的政治史結束篇章卻也在如今內蒙古，在錫林格勒的多倫。在那里，中華民族結束了2000年來圍繞長城的民族沖突、征戰(zhàn)的歷史。中華民族的成長在多倫翻開了新的篇章。

時至清初，1691年即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利用初步擊退喀爾喀蒙族噶爾丹部和調解喀爾喀蒙族內部矛盾的時機，召集多個蒙族部落在今內蒙古錫林浩特的多倫舉行會盟。多倫會盟通過請罪、眾議、赦免、賜宴、封賞、大閱、建寺、編旗的一系列形式化解了蒙古族內部各部落之間的矛盾，穩(wěn)定了蒙古族社會秩序，同時加強了清廷的集權，初步解決了2000多年來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對中原的威脅，初步建立起了和平互濟的民族關系。

康熙號稱大帝，真不是浪得虛名。他的文治武功在中華民族成長史上產生了深刻影響。他深刻認識和總結了國家的治理之道，正確把握了在一個多民族國家中處理民族關系的實踐。多倫會盟之際，康熙大論治道：

“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秦筑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tǒng)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帶，朕節(jié)巡閱，概多損壞，今欲修之，興功勞役，豈能無害百姓。且長城延袤千里，養(yǎng)兵幾何，方能分守！”

這是千年來中華民族實現(xiàn)團結統(tǒng)一政治經驗的最重要、最深刻的闡述與總結。

那天從秦長城回來，撫今追昔感悟良多。晚上再讀陸賈《新語》，“秦始皇設刑罰，為車裂之誅，以歛奸邪，筑長城于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于外，李斯治法于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奸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舉措太眾，刑罰太極故也?！?

由此聯(lián)想到千年之后，康熙之論：民心悅乃邦本。是呀！安民、悅民、富民，實乃治國真諦呀！民心悅出太平。經歷千年征伐磨難，中華民族終于搞明白了相處之道，統(tǒng)治者也搞清楚了治理之道。至康熙以及乾隆，中華民族內部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之間的征伐總算告一段落。古來長城才算完成了歷史使命。其真諦便是：化干戈為玉帛，變戰(zhàn)場為商場，解仇恨為交融。自清以降，走西口，闖關東，中華民族實現(xiàn)了大流動、大融和。

這幾年考察“璦琿騰沖線”，在山西、內蒙古的長城沿線行走尋訪，每每走到邊貿通道，如殺虎口、野豬口、偏關和今天的秦長城，盤桓于邊墻與互貿的馬市，聽著王二妮的《走西口》，總是心懷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