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人不安的是，在斯坦福大學，對非自由主義觀點的排擠已經(jīng)延伸到了課堂上。在今年我上的一門關于種族與民族的課上，自以為掌握真理的自由派很容易表現(xiàn)得義憤填膺。

我們在課堂上只討論了左翼和自由派的思想家，幾乎沒有涉及種族主義的話題。在那么多持不同意見的學者當中，我們只討論了終身支持民主黨的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我一開始覺得，好歹總算有這么一位??！但是，那門課的教授簡單地將亨廷頓的“文明沖突”理論等同于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的世界觀，然后就繼續(xù)講別的內容了。

這還不是最糟糕的。在那天后續(xù)的討論環(huán)節(jié)（學生和助教討論教授的授課內容）中，我為亨廷頓辯護，指出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隨即他們告訴我亨廷頓是一個頑固的種族主義者。學生們不再進一步討論了。

課后，我發(fā)現(xiàn)有幾位同學反對我，并投訴我在座位上以特權階級的口音自言自語。我感到一絲驚訝，繼而覺得十分可笑。我的英國口音是特權階級的口音？原來如今英語國家社會是這么看待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士的？盡管這很滑稽，但它展現(xiàn)出一種令人擔憂的趨勢：人們不再包容不同的學術意見，而且傾向于對人不對事，總覺得覺得他人的意見不僅是學術觀點，更是對自己個人的冒犯。

缺乏包容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導致斯坦福大學乃至美國左翼的智識走向衰朽。這在關于種族與民族的課堂上已經(jīng)表現(xiàn)得相當明顯了。在其中的一堂課上，我反對客座講師不斷地、不加批判地使用“白人至上”（white supremacy）這個說法。對于那些不太在意政治正確的人來說，白人至上指的是壓迫有色人種的體系（例如種族隔離、警察濫用暴力等），以維護白人在社會中的主導地位，并確保有色人種處于從屬地位。

我質疑這位教授為什么頻繁使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由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等知名黑人作家推行的說法。我的問題很簡單：為什么美國經(jīng)歷過去70年的劇烈變化后，我們現(xiàn)在還要用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的詞匯來描述當代美國社會？他給我的答案是什么？

“我認為你需要多上幾門關于種族的課”。在70名學生面前，他只以這句話回應了我。一個缺乏包容性的學術文化無可避免地導致學術發(fā)展走向停滯和衰落。

我認為這種自高自大，容不下不同意見的心態(tài)特別討厭，這可能是因為我來自英國這個擁有悠久的辯論歷史而且以包容不同意見為傲的國家。畢竟第一個主張言論自由的人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就是英國人。我認為與持不同政治觀點的人交朋友是很自然的。當我對英國的一位好朋友說起自己在斯坦福大學的經(jīng)歷時，她即刻評論說“加州連這點包容性都沒有么”。要是她知道斯坦福所存在問題的全貌的話，她又會怎么想呢？

這并不是說我在斯坦福大學從未經(jīng)歷過激蕩腦力的學術對話：我有許多智慧、開明的朋友，但那只是個例，在斯坦福并不具有廣泛代表性。

當然，在頂級的歷史與政治課程中，討論的規(guī)格也是世界級的。這類自由、包容、開明的學術討論應當是大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是對意識形態(tài)偏執(zhí)癥的完美解藥。從我個人的經(jīng)驗來說，2016年9月我剛入學時，我曾思維僵化，令人厭惡。但是在上了一些課程之后，我不再繼續(xù)固步自封。但是，實際上斯坦福大學很少有人上這些課程。

斯坦福大學最好的五個專業(yè)是計算機科學、人類生物學、生物學、工程學和經(jīng)濟學，這些都是很偏數(shù)學的專業(yè)。斯坦福的畢業(yè)生只有2%來自歷史專業(yè)。我并不是要批評理工科，畢竟科學方法最能夠消解當代自由主義者傲慢宣揚的普世主義。

但是在現(xiàn)實中，如果你從來沒有上過嚴肅的人文課程，反復質疑自己信念，就很難對不同的觀點加以包容。雖然理工科課程有諸多價值，它們卻無法向人文課程那樣為你展示智慧的多樣性。

盡管斯坦福大學對理工科的關注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校園里缺乏辯論、頭腦狹隘的現(xiàn)象，但更主要、更深層次的因素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在自由派高校得勢，它直接影響了當前的校園風氣。

好幾位教授曾經(jīng)告訴我，在身份政治掌握“霸權”之前，斯坦福大學的學術對話要自由得多。如今，斯坦福大學癡迷于身份認同這種微觀政治學（micro-politics），比如社會身份的交叉性，到媒體報道中對少數(shù)族裔的著墨。

我對這些政治訴求報以極大的同情理解，但是如果此類政治長期在政治學中占據(jù)主導地位的話，就具有很強的破壞性。由于種族主義、恐同傾向和性別歧視都是高度個人的體驗，所以身份政治必然會突出個人經(jīng)歷以及“個性化”的認知。即便這種個人政治宣揚包容性，它也會自然而然地導致更大政治層面上的不包容性。任何不同意見都無可避免地被視作對個人及其身份的直接冒犯。這對學術研究是非常有害的。

美國正處在歷史的關鍵節(jié)點上。今天的美國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深邃的思想。斯坦福大學和其他高校自由派那種狹隘的態(tài)度，完全與美國的國家利益背道而馳。坦率地說，自由派學生們需要快點長大。

（本文為夏仁巍賜稿，原文為英文，青年觀察者張成翻譯，觀察者網(wǎng)馬力校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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