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訪談過企業(yè)領導者和政治家，既有保守主義者，也有中左翼人士。對于正在發(fā)生的事，他們震驚不已。他們提到了一個巨大的悖論：一方面，每項傳統(tǒng)指標都表明智利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正在穩(wěn)步邁向發(fā)達國家的行列；另一方面，社會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深為不滿，要求進行重大變革。

精英階層無法理解叛亂背后的原因。即使那些對新自由主義模式持批評意見的人，也對抗議活動的規(guī)模和暴力程度感到驚訝。事實證明，有大量跡象表明經濟成功引發(fā)了各種社會不滿情緒。在21世紀初期，少數(shù)社會學家和政治分析家曾經指出，不滿情緒正在整個社會蔓延開來。這被稱為社會不適假說。但是，這些警告完全被忽視了，那些發(fā)出警告的人被認為精神有問題。

很多保守主義者堅信，這場叛亂背后受到了外國激進分子的操縱。他們信誓旦旦地告訴我，委內瑞拉總統(tǒng)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ásMaduro）和古巴政府派遣了數(shù)以千計的積極分子，以煽動本地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反政府幫派。保守主義者不愿意承認這是一場源自本土的抗議活動。就在距離抗議活動暴發(fā)不到兩年前，億萬富翁塞巴斯蒂安·皮涅拉，這位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和芝加哥小子強大的支持者在2017年12月還以53%的得票率當選了智利總統(tǒng)，這一事實更讓精英階層對叛亂背后的原因疑心重重。

在離開圣地亞哥那天，我差點誤了航班。主要街道和高速公路上到處都是抗議的人群、路障和各種廢棄物。優(yōu)步司機嘗試了不同路線，卻陷入越來越多的示威人群中。他感到驚恐不已，隨后建議我返回酒店?！澳谟H歷一場起義”，他說。接著他又加了一句，“這場起義將會終結新自由主義模式”。我無法判斷他是支持還是反對這場叛亂，我也沒有繼續(xù)追問。他告訴我，他正在開的這輛汽車是他唯一的財產，他擔心石塊或者燃燒瓶會將車砸壞或損毀。在我許諾給他金額可觀的小費之后，他才同意將我送到機場，這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的解決方法。

那天晚上，當航班在太平洋上空向北飛行時，我決定撰寫一篇有關新自由主義興起與衰落的文章，并以智利的經歷作為例證。

智利作為新自由主義的實驗室

在我為了撰寫本書而進行的訪談中，沒有一位芝加哥小子承認，他們建造的這棟龐然大物是以新自由主義模式為基礎的。每當拋出這個議題，我得到的回答都是相同的：“我們是新自由主義者？當然不是。說這話的人是為了敗壞我們的名譽；我們鐘情于一種社會市場經濟制度，就像聯(lián)邦德國的路德維?！ぐ略诙?zhàn)之后提出的那種制度。”

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反應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目前新自由主義這一術語聲譽不佳。然而，為了嚴肅細致地分析經濟思想和政策制定的演進，重要的是不管這些標簽，并仔細考察所實施的經濟模式的本質。探究政策制定依據(jù)的信念以及政策效果，也是必要的。這正是我在本文中所做的工作。

胡安·安德烈斯·方丹（JuanAndrésFontaine）是第二代芝加哥小子，也是1990年之后兩屆保守主義政府的內閣成員。他告訴我，在這一時期，智利擁有無數(shù)的國有企業(yè)，包括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的銅礦企業(yè)智利國家銅業(yè)公司（Codelco），這違背了激進資本主義的理念。他還提到，很多年來政府都對跨境資本流動進行管制，包括銀行業(yè)在內的很多部門都受到了嚴格的監(jiān)管。他斷言，所有這些都表明，這一體制與原教旨主義的資本主義相差甚遠，盡管大量文獻都聲稱智利是新自由主義的典范，但實際上并非如此。

當我與他們談起智利和新自由主義時，其他的芝加哥小子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包括羅爾夫·呂德斯和塞爾希奧·安杜拉加（SergioUndurraga），這兩位重要人物參與了皮諾切特時期的政策制定。在2022年1月的一次訪談中，呂德斯否認智利曾經實施過新自由主義政策，聲稱“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理念是一句口號，不管在智利還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都是如此”。與后獨裁時代的中左翼政府有聯(lián)系的經濟學家甚至更加堅決地否認他們實施的政策與新自由主義有任何關聯(lián)。對他們來說，這樣的說法就是一種誹謗。

當然，這種模式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與一部小說佳作中的人物一樣，它會隨時間推移而發(fā)生極大的變化。關注的重點在不斷改變，目標的優(yōu)先次序也會轉換，因為新問題迫在眉睫，新人也會占據(jù)最重要的內閣席位。實際上，智利的新自由主義實驗可以劃分為三個明顯的階段：從1973年至1982年，我們可以稱之為“早期新自由主義”。在這一時期，第一代芝加哥小子掌管大權。價格自由波動，經濟向世界其他地區(qū)開放，休克療法得以實施，以抗擊頑固的高達三位數(shù)的通脹，大規(guī)模地放松管制，很多國有企業(yè)被私有化。

1979年，皮諾切特決定將這一模式擴展至社會服務領域，包括教育、醫(yī)療和養(yǎng)老金。他的目標是改革自共和國初期以來就已存在的制度，并且改變智利的文化。他頗為自負地將這一計劃稱為“七個現(xiàn)代化”。1982年6月，智利爆發(fā)了一場嚴重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并且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一時期也隨之終結。正如我在第10章中指出的那樣，這一時期的經濟表現(xiàn)非常糟糕，收入幾乎沒有增長，不平等程度非常高，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第4—8章討論了1973—1982年的這段經歷。

1984年，在軍方短暫嘗試了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道路之后，由第二代芝加哥小子組成的新團隊占據(jù)了關鍵的內閣席位。他們的典型特征就是“實用主義的新自由主義”。這一時期的主要目標是進一步自由化，在幾乎每個社會層面都引入了市場機制，推進私有化進程，吸引外國投資，保持出口部門的競爭力。

與第一代芝加哥小子不同的是，消除通貨膨脹并非這個更年輕團隊的主要目標，他們可以容忍每年高達20%但是會逐漸降低的通貨膨脹。這一時期一直持續(xù)到1990年3月民主制度的恢復。第8—9章論述了這一時期的發(fā)展，在這兩章中，我討論了芝加哥經濟學家和智利軍方的關系，并且考察芝加哥小子對獨裁時期人權遭到系統(tǒng)性侵犯是否知情。

第三個階段我稱之為“包容性新自由主義”，這個階段開始于1990年民主制度的恢復和以帕特里西奧·艾爾文總統(tǒng)為代表的中左翼政治勢力掌握大權。在他之后繼任的愛德華多·弗雷·魯伊斯-塔格萊、里卡多·拉戈斯和米歇爾·巴切萊特都是中左翼領導人。弗雷來自基督教民主黨，他的父親是智利的標志性人物愛德華多·弗雷·蒙塔爾瓦，曾于1964—1970年擔任總統(tǒng)，拉戈斯和巴切萊特是智利社會黨成員，這是一個由薩爾瓦多·阿連德創(chuàng)建的政黨。

在這些政府當政時期，社會福利項目進一步擴大，但是這些項目是通過市場機制來實施的，就像獨裁統(tǒng)治時期一樣。通過國際貿易，經濟進一步開放，采用了由市場決定的匯率制度，允許國際資本自由流動，頒布了競爭法，設立了大學教育貸款制度，建立了使公共支出受到嚴格控制的財政紀律，更多的國有企業(yè)被私有化。與此同時，社會福利支出增加了，幾個旨在減貧和使更多人可以獲得教育和醫(yī)療服務的社會福利項目得以實施。對于令人羨慕的“智利奇跡”，大多數(shù)成就是在這段時間的前些年完成的。也正是在這些年，社會不滿情緒開始增加并蔓延。2019年的示威者和2021年總統(tǒng)大選期間加夫列爾·博里奇的支持者反復提到的“三十年新自由主義”，指的就是這段時間。

在決定如何講述智利計劃、新自由主義、芝加哥經濟學與芝加哥小子的故事時，我面臨兩個選擇，可以按照主題來敘述，每次討論一個主題，比如休克療法、私有化、貿易開放、養(yǎng)老金體系等；也可以按照時間順序來敘述，隨著時間而推進，每次討論一段時期。經過仔細考慮并請教了我的幾位同事，我決定還是按照時間順序講述整個故事。我認為這是一個更加清晰明了的策略，可以使讀者更好地把握這個長達幾十年、出場人物眾多的故事的線索，其情節(jié)復雜多變，且經常出人意料。在這些出場人物中，當然包括米爾頓·弗里德曼和其他一些聲名顯赫的芝加哥經濟學家，他們接二連三地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令全世界都為之贊嘆。

[智]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著，郭金興譯，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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