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被稱為“中等收入陷阱”大本營的拉美，其代表國家的發(fā)展一直是中國的負面參照系。然而在巴西、阿根廷之外，智利似乎是另外一個故事。

從1980年代以來，特別是中后期，智利經(jīng)濟從拉美地區(qū)排名墊底的差生，一躍成為諸多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指標均名列前茅，至遙遙領先的優(yōu)等生。2012年，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智利邁入了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并且至今一直處于這一組別。

1955年，就在冷戰(zhàn)掀起了一波新高潮時，美國國務院啟動了“智利計劃”。這項計劃的經(jīng)濟目標是在芝加哥大學培訓智利的經(jīng)濟學家，這里是資本主義思想的重鎮(zhèn)和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學術家園；政治目標即遏制共產(chǎn)主義思潮在拉美擴張。

1973年，奉行社會主義政策的阿連德總統(tǒng)被推翻之后，在美國支持下，皮諾切特執(zhí)政，“芝加哥小子”得到了大展身手的好機會。作為美國新自由主義的試驗田，“芝加哥小子”治理下的智利令人印象深刻，其主要成就包括人均GDP從1985年至2019年提高至原來的3倍。以世界銀行每人3.2美元（按2011年的國際元計算）的標準衡量，極端貧困的現(xiàn)象幾乎消失。而且，從1985年至2020年，預期壽命從71.7歲提高至80.2歲，差不多增加了10歲。

然而，因地鐵票價小幅上漲2019年的智利爆發(fā)了一場席卷全國的社會動亂，年輕的示威者抗議精英階層和大企業(yè)貪婪成性、犯罪猖獗、學校追逐私利、養(yǎng)老金微薄……在此后的2021年總統(tǒng)大選中，左翼政黨聯(lián)盟“贊成尊嚴”候選人38歲的加夫列爾·博里奇（Gabriel Boric）當選總統(tǒng)。

2019年的動亂令智利精英們錯愕不已：經(jīng)濟各項指標都很優(yōu)秀的智利，為什么一些民眾卻不買賬？這被稱之為“智利悖論”。

出生于智利的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安德森管理學院教授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作為”智利計劃“的親歷者之一，他用一本書《智利計劃——芝加哥小子與新自由主義的興衰》回答了這個問題。觀察者網(wǎng)近期連線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圍繞智利新自由主義實驗的成敗，以及"智利悖論"展開交流。

《智利計劃》作者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近期與觀察者網(wǎng)連線觀察者網(wǎng)

【對話/觀察者網(wǎng) 高艷平 翻譯/趙丁琪】

“芝加哥小子”們否認自己是新自由主義者

觀察者網(wǎng)：《智利計劃》這本書講述了拉美和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發(fā)展中國家都關心的關鍵問題——那就是經(jīng)濟增長與提升民眾福祉之間的關系。您能告訴我們是什么促使您關注這一主題并寫下這本書嗎？

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有兩件事促使我去研究這個課題，或許是三件事。

第一，智利經(jīng)濟奇跡需要有人做深入研究。之前有些著作關注了智利所發(fā)生的一切，如經(jīng)濟快速增長、人們擺脫了貧困等，但他們并沒有深入探討經(jīng)濟發(fā)展背后的思潮，以及這是如何發(fā)生的。因此，我想試著了解智利經(jīng)濟奇跡背后的原因。

1990年之后，智利結束了獨裁統(tǒng)治，我也想通過研究，去了解這一奇跡是否可能在民主統(tǒng)治下發(fā)生，因為經(jīng)濟快速增長和脫貧很大部分時間是在獨裁統(tǒng)治下發(fā)生的。

第二，與以上兩個話題相關的是，其他新型市場經(jīng)濟體可以從智利汲取哪些經(jīng)驗。你們可能知道，拉丁美洲并不是一個增長非?？斓牡貐^(qū)，不像亞洲，中國和“東亞四小龍”的經(jīng)濟增長非常快。智利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以6%或7%的速度增長，這對拉丁美洲人來說已經(jīng)非?？炝?。那么，我們可以從中吸取什么經(jīng)驗呢？

《智利計劃》書中圖表截圖

第三個原因非常簡單，因為我雖然住在美國，在美國生活了40年，但我出生在智利，我母親、姐姐和哥哥都還在智利。智利是一個有趣的國家，是我出生的地方，所以我很自然地被吸引去研究它。

觀察者網(wǎng)：我們都知道智利是新自由主義實驗的一個典型案例。然而，令人困惑的是，您在書中提到那些參與“智利計劃”的“芝加哥小子”否認自己是新自由主義者。這是為什么呢？這是否意味著你和那些芝加哥小子對“新自由主義”本身有不同的理解？

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是的，你說得很對。新自由主義這個詞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的。它的真正含義一直在演變。

我認為，在過去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里，人們并不以此為榮。在西方，人們不喜歡被標上新自由主義者的標簽，因為這個詞更像是對他們的侮辱。如果你不同意某些人的觀點，你就會說他們是新自由主義者。

我查閱了科學文獻中“新自由主義”一詞的起源。

我發(fā)現(xiàn)，它最初是在1938年在巴黎舉行的一次經(jīng)濟學家和思想家參加的會議上提出的。最初，新自由主義是為了擊敗專制主義和集體主義進行改良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它是將社會目標與市場制度予以整合的新方法，除了追逐利潤之外，還要關注社會問題。

直到1990年代，新自由主義才演變成為一種更極端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它已與市場濫用、不良行為、壟斷、密謀勾結等聯(lián)系在一起。那我們應該使用哪種含義？

當我問所有的“芝加哥小子”：“你是新自由主義者嗎”的時候，他們都否認自己是新自由主義者。這里他們意識里的新自由主義當然是被貶義化的新自由主義。

然后我問他們，在經(jīng)濟政策方面，你支持什么主張？我記下了他們的主張，這就是這本書定義的新自由主義：即強調使用市場機制來解決大多數(shù)社會問題并滿足社會需求，這包括提供和分配社會服務，如教育、老年人養(yǎng)老金、醫(yī)療、對藝術的扶持和公共交通等。

我為什么從阿連德的支持者成為美國新自由主義實驗的中立者？

觀察者網(wǎng)：很有意思。當你談到1975年弗里德曼的智利之行及其休克療法在智利的實施時，我有一種感覺，您對此持肯定、至少是中立的態(tài)度。但你也說過，你是一個在20世紀70年代支持阿連德的智利社會主義道路的年輕人。這兩者之間有立場沖突嗎？

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我的思想有一個不斷發(fā)展的過程。阿連德于1970年11月上臺，他的目標是建設蘇聯(lián)式的社會主義，他仿效的其實是古巴。很多年輕人（包括年輕時的我）都支持他，因為在智利和拉丁美洲有很多不平等現(xiàn)象，很多暴力和壓迫。當然也因為在這里有很多與菲德爾·卡斯特羅、切·格瓦拉和古巴革命有關的浪漫主義。

《智利計劃》書中截圖

我們支持智利向社會主義制度轉變。但是我們發(fā)現(xiàn)，盡管這些想法很好，在實踐中卻行不通。隨著時間的推移，蘇聯(lián)人也發(fā)現(xiàn)了這一點，他們開始更多地轉向市場體系。我自己也參與了智利的轉型過程（作者曾任1983—1990期間任芝加哥小子學術導師艾爾·哈伯格的助理，那段時間智利的政策深受哈伯格學術理念的影響），這就是我的答案。

關于弗里德曼在1975年與獨裁者皮諾切特的會面，當時他建議皮諾切特采取休克療法。我在書也描述了我不接受的部分。如你所說，我對此持中立態(tài)度，因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建議幫助智利降低了高達500%的通貨膨脹率。

我們談論的不是12%或10%的通脹率，而是500%的通脹率，這對中國讀者而言可能是無法想象的。當時弗里德曼的休克療法讓通貨膨脹率從500%降到了20%。但代價也很高，大量的失業(yè)和貧困現(xiàn)象出現(xiàn)了。我只是描述了這些事件，并沒有深入探討是否還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可以做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