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是一部揭示變化的華夏經典，西人有把“I Ching”干脆翻譯作“The Book of Change”的。本講義是一種詮釋，是解析人怎樣來探索和揭示變化的“序”的嘗試。

我們的先祖具有深邃的智慧，把“不易”涵蓋在了“易”之中。對個體而言，“不作為”是“作為”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部分?！疤斓篮愠！被颉疤斓烙行颉?，問題是怎樣調適你自己的思維和行為，來順應他。天道無所謂盛衰、順逆，處在現(xiàn)時現(xiàn)地的你卻有，而你所能做的，也只是順勢而為，或不為，來變易自己的心態(tài)、形態(tài)、和作為。因此，易經又是一部“占卜之書”，幫助你勘悟天意，從而順應他，來調整自己的作為或不作為。

人永遠需要在不確定狀況下拿主意和采取行動，冀求自己（比鄰人）更發(fā)達、更順遂，至少是更平安。小至何時搬家，何處購屋，要不要生孩子、何時生，入哪個行，嫁哪個郎，做什么投資，等等的取舍，大到參與哪個群體的行動，為什么要為之貢獻自己的精力和智力，甚至犧牲自己的性命……種種博弈，信息永遠是無從“對稱”的。決定和行動的效果，要久遠才展現(xiàn)出來，而你做了抉擇，影響也無法“歸零”，擦掉重來。簡言之，你不得不在風險決策中訴諸信念，盡管你可以替自己的信念套上“科學” 或“事實”的外衣。因為人必須向自己證實，也需要向他人證明，“我”更有機會平安、順遂、發(fā)達，是因為“我”順應了天道，得到了他更好的庇佑。也因此，易經的占卜功能響應了這基本需要，浩浩蕩蕩開發(fā)出極為普泛的應用。

筆者愿引用一個案例，來喻解這層道理，在易學探詢的途程中它曾帶給了我不少啟迪和信念。

早在1970年代的一天晚上，我從“美國之音”聽到了有關楊振寧、李政道的故事，（當時為了學英語，許多知青都有冒險收聽“敵臺”的經驗，）給我的沖擊之大，簡直莫可名狀。播音員講解說，楊、李成功顛覆了當年被深信不疑的一條物理學定則——宇稱守恒定理，而在1957年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這跟中國古代哲理很有關系，楊、李投入這項有劃時代意義的研究工作是受到了易經的啟示。楊李合作的成功事跡對我們中國人有著特別的含義，正如楊振寧先生后來所說，他們探索努力的最大的意義在于向世人昭示，中國人的智力并非不如人。十九世紀末美國大興基礎建設，鐵路貫通北美大陸后，為了奪走十數(shù)萬修鐵道的華工的工作機會，也為了遏止來自遠東的移民潮，美國國會通過了排除華人的法案，最主要的理據(jù)是華人的進化水平低于歐陸民族，大腦發(fā)育不足。這種原本就站不住腳的陳腐歧視，直到八十年后才在肯尼迪總統(tǒng)任內在法律上被破除，而楊李的突出表現(xiàn)對破除歧視是貢獻顯著。

對當時的楊李二人來說，如果選錯了研究領域，不只學術信譽會遭貶損，研究生涯很可能就此一蹶不振。

然而，這和易經又有什么關系？記得當時“美國之音”節(jié)目里介紹了李政道先生在斯德哥爾摩領獎后的講談。楊振寧先生代表兩人在領獎儀式上作主題演講，李政道先生則被邀請在瑞典優(yōu)秀學生代表參加的講座里同他們對話。李政道和學生們分享了他對探索精神的體會，用的是《西游記》的故事。他大段介紹了孫悟空不愿意受任何約束，大鬧天宮，又和玉皇大帝叫板。各路神仙都被打敗后，玉皇大帝頭痛不已，只得搬出如來佛去降服孫悟空的經歷。猴王翻了無數(shù)個筋斗，一連翻了幾千年，結果在如來的手掌上看到了自己在五指山壁上寫下的“孫大圣到此一游”幾個字。李先生告訴瑞典學子，人必須保持謙卑。人類在探索知識盡管進展神速，但須牢記，離絕對真理還非常非常遙遠，我們畢生探索得到的認知，僅僅是滄海一粟。

這件事我記憶至深，也完全認同李先生的開導，但是兩人毅然投入到當時被認為不可能的范式顛覆的探索，受到了易經什么啟迪？ 事后我問過許多物理學家和學生，他們都回答，從沒聽說過，或者說這純粹是迷信。我讀楊振寧的傳記，甚是含混其詞。這種諱莫如深的現(xiàn)象不難理解，人們通常以為，科學是科學，信念是信念，甚至是正相排斥的。把信念活動摻雜到科學研究，是不務正業(yè)，不無“迷信”之嫌。多年后，我剝繭抽絲，才終于找到了故事的依據(jù)。請看下面的圖片。

文章配圖是漫畫的楊振寧和李政道

1962年5月出版的《紐約客》刊登了相關文章

圖里大家很容易辨認出楊振寧、李政道兩位年輕時的風采，楊先生不到四十歲而李先生才三十出頭。這篇專題報道（“宇稱守恒的探索問題——A Question of Parity，下文中簡稱為或“守恒探索”），文章的篇幅相當長，1962年5月發(fā)表在著名的《紐約客》月刊上（New Yorker, May 12, 1962; pp. 49-104），作者伯恩斯坦博士（J. Bernstein）是兩位先生的同行和朋友，透露出易經占卜助其確立科學探索信念的訊息。

為了講解風險決策需要依憑信念的道理，這里再舉一例，說明受到易經啟迪的絕不止楊李兩人，也不止我們中國人。請看下圖。

尼爾·波爾的“家徽”

這是丹麥大科學家尼爾·波爾的“家徽”，波爾親自設計的家族紋章圖。丹麥國王為了表彰波爾的非凡成就，授予他象級勛位。丹麥王國的這個最高榮譽授予一介平民，恐怕還是第一次。紋章中間是個陰陽太極真圖，上有一句拉丁語的家訓：CONTRARIA SUNT COMPLEMENTA，翻成中文就是“相反相成”。波爾對“（陰陽二元）相反相成”——易經的最核心理念——推崇備至，難道還需要費辭解釋嗎？

現(xiàn)代物理學勘破宇宙奧秘的的兩大進展，廣義相對論主要得自于愛因斯坦的貢獻；量子物理學則由波爾開創(chuàng)。不但波爾自己就有偉大的建樹，受其栽培和影響的物理學家更是無算，包括多位諾獎得主，海森堡和費曼等在內。波爾有個兒子也是杰出的物理學家，并得了諾貝爾物理獎。

凡在探索前沿奮戰(zhàn)過的學者都知道，研究方向和選題非常要緊。尤其對初出道者，如果選錯了題，不只學術信譽會遭貶損，研究生涯很可能就此一蹶不振了。對楊李來說，他們所冒的風險就更大了：若是一大圈折騰下來沒結果的話，不但在專業(yè)發(fā)展上損失重大，能不能在美國繼續(xù)立足都成問題。當時美國的法律對華人移民限制極嚴，歧視是很厲害的。

那么，楊振寧和李政道又是怎樣靠易經來定取舍的呢？據(jù)“宇稱探索”的介紹，他們占卜所用的辦法，是周易里“筮占”的簡版，就地取材采用美國的硬幣做道具。三個硬幣，定出陰陽面，以正面（頭）為陰?、反面（尾）為陽?；以陰為2分、陽為3分。一拋擲下去，結果立顯：三個頭是6分、三個尾是9分、一頭兩尾積8分、兩頭一尾積7分。設想你拋上一千次，得6分的幾率大致是125次，得9分的機會也是如此；得7分的次數(shù)接近375次，得8分的次數(shù)也同樣。要是你拋上十萬次，幾乎可以肯定，得到6分或9分的將非常接近12500次，即各為1/8，而得到7分或8分的次數(shù)將幾乎是37500次，即各為3/8。統(tǒng)計學的大數(shù)法則確定了這樣的結果，條件當然是，美聯(lián)儲指令財政部制作的硬幣沒被作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