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無力干預。

此次干預香港司法事務，英國到底有無力量？會怎么做？

實際上，英國根本沒有干預能力。

在應對香港國安法的所謂制裁措施上，美國有《香港自治法案》，有基于霸權和干預主義的選擇性制裁，也受到中國反制，但英國制裁措施基本屬于象征性的。這是兩方面原因造成的：

其一，英國在“一國兩制”下保留有非常多的在港利益，如果主動加碼制裁，不僅自斷手腳，而且還會遭受中國反制，屬于極端愚蠢的舉動；

其二，英國并無一定要與中國體系性對抗的意志和戰(zhàn)略必要性，沒有必要像美國一樣極限施壓。

無力干預是一個非常尷尬的國際政治事實。實際上，如果力量足夠，不要什么傳統(tǒng)殖民聯系，不要什么聯合聲明條款，一樣可以干預。比如美國與香港既無傳統(tǒng)殖民聯系，也無聯合聲明條款，美國對香港的干預程度不亞于英國。

新加坡著名外交官馬凱碩曾經在其戰(zhàn)略著作《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zhàn)略抉擇》中提及英國外交官的失落情緒，即在與中國打交道時明顯感受到被輕視對待，中國人只在乎中美關系。這種潛在感受反映了英國虛榮心受挫的現實性，也反映了全球權力秩序的決定性轉移。

在無力干預的事項上逞能，這并非明智之舉。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當代英國的“身心分裂”的扭曲錯位現象：身體已進入21世紀，世界早已大變，東西方更趨平等化，可是其心智還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舊時代飄蕩。無力干預而強行干預，帶來的只能是進一步的失落感和利益體系的嚴重縮水。

回到黎智英案，歐文大律師是代理不成了，因為香港國安委正在推動修訂《法律執(zhí)業(yè)者條例》，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案件勢必受到嚴格限制甚至排除。

所謂“國際律師團”實際上與黎智英之間的委托關系也會陷入合法性困境，根據修法取向，這些所謂國際律師將很難獲得在香港出庭的合法機會，他們不過是以律師身份出現的“外部干預勢力”代理人而已。而且，如同香港有識之士指出的，國際律師團的行為坐實了黎智英與外部勢力的勾結，對其司法審判是幫倒忙。

蒂姆·歐文（資料圖/港媒）

進一步，稍微理智一點的人都能想到，如今的中國政府會在英國什么首相的什么聲明或壓力下屈服嗎？晚清已經結束100多年了。

更進一步，如果這些國際律師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或觸犯《反外國制裁法》，是可以依法立案追懲或由中國外交部門宣布制裁措施的。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個最大變數，就是中國作為完整主權國家的復興以及對世界體系的規(guī)則性重塑，英國及其依戀的殖民帝國時代基本結束了。如果英國不能理智適應21世紀的新格局與新秩序，其主權完整性會有嚴重危機，戰(zhàn)略自主性會進一步喪失，涉港涉華利益會嚴重縮水，而其國際地位也會出現劇烈波動。

世界秩序逐步進入以中美關系為主軸的激烈斗爭與演變新周期，美國推行維護霸權的的單邊主義，中國主張平等民主的多邊主義，中國代表未來。英國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國際行為體，但如其固守干預主義并簡單依附美國的霸權同盟體系，其國際政治地位和利益網絡將會加速下行與收縮。

這是考驗英國國運與政治智慧的又一個歷史時刻。

干預主義過時了，國際法的平等、尊重與共享發(fā)展的時代開啟了，英國沒有能力阻止這一人類和平發(fā)展的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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