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0月4日，歐盟成員國代表投票通過了歐盟委員會（以下簡稱“歐委會”）提交的電動汽車反補貼案終裁草案，擬對原產于中國的電動汽車征收最終反補貼稅。

經過一段時間的“拉扯”，10月29日，歐委會公布終裁結果，將對三家抽樣公司比亞迪、吉利和上汽分別加征17%、18.8%和35.3%的反補貼稅，合作企業(yè)平均稅率為20.7%，未合作企業(yè)則面臨35.3%的稅率，特斯拉得到7.8%的單獨稅率。自10月30日起，歐盟開始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動汽車征收最高45.3%的關稅，為期五年。

10月30日，中國商務部新聞發(fā)言人對此回應稱，歐盟對華電動汽車反補貼調查存在諸多不合理、不合規(guī)之處，中方對裁決結果不認同、不接受。11月4日，商務部宣布在當日將歐盟對我電動汽車反補貼終裁措施起訴至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

針對該事件的未來發(fā)展，觀察者網連線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教授，請他解讀此次中歐貿易爭端及相關WTO訴訟。

【文/觀察者網 唐曉甫】

觀察者網：2024年10月4日，歐盟成員國就歐盟對華電動汽車反補貼調查終裁措施舉行投票通過，這意味著歐委會將對來自中國的電動汽車征收為期五年的高額反補貼稅。作為回應，近期我方已將歐盟電動汽車反補貼初裁措施訴至世貿組織。請問屠老師，世貿組織內的具體訴訟流程是怎樣的？

屠新泉：按照WTO的爭端解決機制，一旦雙方就一項貿易政策有分歧，一方就可以到WTO提出申訴，要求進行磋商。 雙方可以在貿易爭端解決機制框架下，進行談判或磋商。如果經過一段時間磋商，雙方沒有滿意的結果 ，起訴方就可以要求成立專家組。專家組由三個人組成，形成一個類似法庭的組織，對案件進行判斷或裁決。

按照以前的程序，如果相關方面對于專家組的裁決不滿意，不滿意方可以要求上訴，WTO會根據要求對專家組的裁決再進行裁決和研判。但是現在由于上訴機構已經停止運作，所以如果一方對專家組裁決不滿意的話，仍然可以提出上訴，但沒有一個上訴機構來做出裁決，導致案件成為一個沒有最終結論的死案。

當然現在由于中歐都參加了WTO的《多方臨時上訴仲裁安排》，原則上如果雙方同意，專家組裁決后雙方都可以向臨時仲裁上訴機制提出仲裁，對專家組的裁決進行裁決。因為這個仲裁是雙方都接受的，所以也會有法律效力。

觀察者網：長期來看，歐美長期以來一直在WTO經常起訴我國對各種產品進行補貼，在您看來，我們此輪起訴歐盟是否能夠取得比較好的效果？存在什么困難？

屠新泉：反補貼是WTO允許的貿易救濟措施，不需要經過WTO同意，各個國家就可以單方面發(fā)起。從目前看，對中國發(fā)起反補貼稅最多的就是美國和歐盟。從歷史角度看，總體而言我們在應對反補貼的時候處于不利地位。主要是因為WTO規(guī)則對補貼的定義不甚清晰，很多在我們看來不是補貼的政策在對面看來就是補貼，可以實施反補貼稅。

同時，在WTO的規(guī)則里面有公共機構的概念，在該定義中公共機構并不是政府，但是一旦一個機構跟政府有關系就可以成為一個補貼的給予者。從歐美的實踐來看，歐美一般會把我們的國有企業(yè)、國有銀行當成公共機構。而如果我們的出口企業(yè)跟國有銀行、國有企業(yè)發(fā)生業(yè)務往來，就可能會被認定為受到了補貼。所以我們在應對歐美反補貼的時候，其實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圍繞這個概念引發(fā)的一系列問題，我們也曾在WTO提起過訴訟。在有的案件里面， WTO的專家組或上訴機構支持我們的主張，但有的案件又不那么支持。所以從實踐角度來看，歐美仍然把我們很多國有企業(yè)、國有銀行當成了政府補貼的給予方，這種情況確實對我們不是很友好。

仰望現身歐洲車展 網絡截圖

觀察者網：這并不是我國第一次與歐美就補貼問題展開訴訟，此前我們有哪些類似的訴訟？是否有成功案例可供借鑒？

屠新泉：從應訴的角度看，成功的經驗并不多，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DS379案。2008年9月，中國政府通過WTO爭端解決機制（DSB）對美國提起申訴，申訴內容是關于美國商務部作出的對中國圓形焊接碳鋼管件（CWP）、薄壁矩形鋼管（LWR）、復合編織袋（LWS）、新型非公路用充氣輪胎（OTR）四種出口產品同時征收反傾銷和反補貼稅的裁決和最終稅令。同年11月啟動磋商程序，但磋商未果。

2008年12月9日，中國請求WTO爭端解決機構設立專家組。2010年7月，專家組作出了不利于中國的裁決報告。2010年12月1日，中國針對DS379的案件涉及到公共機構、專項機構、雙重救濟、外部基準等四個方面的問題提起上訴。2011年3月11日，上訴機構發(fā)布報告推翻了專家組對“公共機構”和“雙重救濟”的認定，支持我國的主張。

在該案件過程中，上訴機構做出裁決，認定中國的國有企業(yè)不一定都是公共機構，它必須要有政府賦予的職能，跟政府之間有比較緊密的關系才能被認定為公共機構。

后來還有一個案子DS437的裁決中關于公共機構的解釋對我們就更不利一些，它里面提到政府如果對于一個實體可以進行有意義控制，那么這個機構就可以被認定為公共機構。這個概念非常寬泛，其中列舉了一些情況包括：政府在企業(yè)里面有黨委會，或者企業(yè)的高管是由黨委會任命或組織部任命等等，都會被認定為公共機構。在這個案例之后，我們在公共機構認定問題上基本就沒有什么獲勝的把握了。

回到這一次裁決，由于之前對于公共機構定義比較寬泛，我們很難在本次案例中關于是否存在補貼一事獲得有利的結論。但是我們可以從程序性以及損害認定角度等方面展開抗辯，因為實施反補貼措施有一個條件，就是我們的企業(yè)沖擊了歐洲企業(yè)，對其經營產生了嚴重損害。我認為，這方面我們還是可以爭取的。就市場角度，歐盟現在的新能源車產業(yè)發(fā)展并不差，其國內銷售和整個市場規(guī)模也在增長。我們雖然對歐盟有新能源出口且增長很快，但是總體份額相對有限，不能認為中國的電動汽車出口已經對歐盟的產業(yè)造成了嚴重損害或不利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