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文揚】

1月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掛牌成立，下設(shè)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歷史研究所、中國邊疆研究所、歷史理論研究所，職責是統(tǒng)籌指導全國歷史研究工作，制定研究規(guī)劃，講好中國歷史，傳播中國文化。

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領(lǐng)域的一個重大舉措。習近平主席在寫給研究院的賀信中說，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chǔ)。他再次強調(diào)，“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xù)和發(fā)展?！?

當代中國70年，歷史中國5000年，但前者并不是憑空出世，而是后者的延續(xù)和發(fā)展。所以，要讓當代中國行穩(wěn)致遠，發(fā)展得更好，就“更加需要系統(tǒng)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fā)展歷史規(guī)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

中國歷史研究院作為國家頂級研究機構(gòu)得以成立的現(xiàn)實意義，正在于此。

但頂級機構(gòu)的成立，還只是形式上的東西，最多是研究資源的一個整合，并非是研究成果的一種保障。頂級機構(gòu)能在多大程度上、多大效率上助力頂級成果的生產(chǎn)，歷史上并無定律。

今天的中國，在科技和工程方面的發(fā)展勢頭迅猛，已走到了世界前列。就說很高端的航天工程，只要目標確定、規(guī)劃得當，通過舉國體制，必定取得巨大成就。人們對此已經(jīng)習以為常。嫦娥四號登陸月球背面，人類首次，如此驚世的成功，國人也沒覺得怎樣。想辦到就一定能辦到，想成功就一定能成功，竟逐漸成了一種想當然。

但在社會科學領(lǐng)域，情況卻很不同。雖然說，研究中國歷史還是中國本土的研究機構(gòu)有資源上的優(yōu)勢，但一流的優(yōu)勢能不能轉(zhuǎn)化成一流的成果，能不能涌現(xiàn)一大批世界級的史學大師，生產(chǎn)出一大批超越時代的史學著作，卻大有疑問。

大師不是自封的，天下苦無大師久矣早是事實。中國歷史研究院算是舉國體制的一個最新高峰。但內(nèi)容如何產(chǎn)生的問題，仍懸而未決。

畢竟，歷史研究屬于一種獨特的思想探索活動，有別于所有其他的研究。

歷史研究的本質(zhì)是什么？

從問題的根源上說起。人腦有記憶和學習兩種功能，這是歷史研究的腦科學基礎(chǔ)。任何一個時代，在世者憑直接記憶功能所能認知的事情，最大的時間范圍不超過最早記憶得以保存的那個時刻到當下時刻。所有超出了這一時間范圍的時代里發(fā)生的事情，都叫做“過去的事情”，無法通過直接記憶來把握，只能通過學習這個功能來認知。

結(jié)合記憶和學習這兩種功能，認知并理解所有超出了直接記憶范圍之外的事情，這就是人類的歷史學習。

但記憶難免有偏差，學習常常有誤解，所以，針對一個社會的全部“過去的事情”，需要社會中經(jīng)過專門訓練的人來研究，這就是歷史學家們的工作。英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論歷史》一書中給出的定義是：“分析社會中‘過去感’的本質(zhì)，并追溯其變遷與轉(zhuǎn)型”。

過去，并不是“過去態(tài)”或“過去型”，而是“過去感”sense of the past，這是個大麻煩。由于“過去的事情”誰也沒親眼見過，無論多么天翻地覆翻江倒海，都沒有直接證人給予證實，只能憑當下社會在世者對于自身“過去”的主觀感覺。

而當下社會和社會中人卻又都是變動的事物，當下社會是何種社會（繁榮社會、分裂社會、太平社會、孤立社會、主流社會、邊緣社會、單一社會、混合社會…），當下之人又普遍是何種心態(tài)（豪情滿懷、消沉萎靡、客觀公正、憤世嫉俗、寬容大度、偏激狹隘、樂觀向上、悲憤難平…），何種知識水平和文化修養(yǎng)（高、中、低…），何種意識形態(tài)（激進主義、保守主義…），種種之不同又都直接左右著該社會“過去感”的形成。

研究“過去”，卻被“當下”影響，以為“過去”是客觀，其實卻是主觀。若用個公式來表示歷史學家們這一“過去感”困境，差不多應該是：

S(past)=F(p1,p2,p3,p4,…)

即：一個社會的“過去感”S(past)的形成，不僅僅與對“過去”past的客觀分析有關(guān)，同時也是該社會當下present的“社會類型”p1、“社會心態(tài)”p2、“平均知識水平和文化修養(yǎng)”p3、“主流意識形態(tài)”p4等等復雜因素綜合作用的一個結(jié)果。

人類的先哲們很早便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孔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這恐怕是史上第一次在歷史研究中區(qū)分了“述”和“作”兩種建立“過去感”方式。朱熹集注：“述，傳舊而已，作，則創(chuàng)始也?！睋Q成上述公式的語言，述，就是盡最大努力讓S(past)=F(0,0,0,0,…)，不受當下的影響，而作，則是S(past)=F(p1,p2,p3,p4, …)，pi>0，把古人當今人，將古史做當下。

今人隨社會發(fā)展而變化，新知識、新思想不斷增加，“作”的沖動遠遠超過了“述”的可能，于是到了孔子之后四百年的司馬遷，一種“夾述夾作”的“過去感”建構(gòu)形式就大行其道了。太史公雖然也說過“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钡珔s更熱衷于“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史記》之后，中國兩千年來所謂正史，莫出這一“夾述夾作”的風格和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