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個人認為，在統(tǒng)計數據上要有較大的改變。我們通常每個月都會公布一些運行指標，但GDP每個月是算不出來的，所以通常是一個季度報告一次，但公布的都是跟去年同期相比的數據，這對于預期管理來說，不是特別好的辦法，今后還需要加上環(huán)比數據。因為跟去年同期比，有12個月的時間差了，同比數據的預測性就要差一些。

觀察者網：接下來，就想請您聊聊民營企業(yè)的預期。去年下半年，中央出臺了一系列促進民營經濟發(fā)展壯大的措施，包括“31條”“25條”等等。但民營企業(yè)似乎還是預期偏弱、信心不足，全年民間投資同比下降0.4%。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民營企業(yè)家最看重什么，政策怎么做才能給他們更多信心？

張軍：民營經濟在中國整體經濟中的占比非常大，又高度市場化。

雖然我們都知道針對民營企業(yè)的這些政策每一個都非常好，但這些政策如果不能改變整個經濟的大格局，沒有讓經濟從下行壓力中走出來，對民營經濟來說，就沒有太大影響。

你只要跟民營企業(yè)家交流就會發(fā)現，所謂的信心問題其實很簡單，如果他有掙錢的機會了、可以掙到錢了，想法、預期、信心都會慢慢發(fā)生改變。所以關鍵問題是，所有的這些政策如何才能讓我們的經濟發(fā)生邊際上的改善，讓情況變好；然后在邊際改善的基礎上，推動經濟回到一個正常的增長軌道上。

這不僅僅是民營經濟的問題。當整個中國經濟發(fā)生邊際上的改變，經濟開始走出當前這種狀況時，民營經濟會第一時間感受到，他們是最有嗅覺的。換句話說，如果中國經濟的總體運行好了，民營經濟自然能感受到。

觀察者網：他們能夠賺到錢了，自然就會去投資了。

張軍：所以，這就牽涉到短期和長期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所有針對民營企業(yè)出臺的政策，從中長期來看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對于短期內改善整個宏觀經濟狀況的針對性沒那么強。

比如，現在整體需求情況不太好，經過三年疫情的沖擊，大量中小微企業(yè)、個體工商戶的損失較為慘重，這些損失怎樣才能得到政府的一些補償，怎樣才能幫助他們生存下來，就變得更為重要。

觀察者網：在短期內幫助民營企業(yè)生存下來，您有沒有什么建議？比如政府可以出臺哪些政策來幫助它們？

張軍：我們在疫情期間出臺了一些比較有針對性的政策，比如中小微企業(yè)、個體工商戶的物業(yè)如果是國有的，可以減免房租，這就是效果立竿見影的政策。

即使現在疫情已經過去了，但經歷三年沖擊后，很多中小微企業(yè)和個體工商戶可能沒有太多收入。我認為可以將疫情期間推出的一些有較強針對性的政策延續(xù)下來，并且還要再加碼，幫助他們度過困難時期。

比如，除了減免稅收稅費，房租能不能減免？再比如，符合一定條件的民營企業(yè)，可以得到一些非常直接的財政補助。讓這些比較脆弱的群體，包括中小微企業(yè)、個體工商戶和家庭，感受到政府在幫他們，這一點非常重要。

觀察者網：中小微企業(yè)背后就是千千萬萬個家庭。

張軍：對，企業(yè)背后其實也是家庭。我一直在說，疫情三年我們出臺了很多政策，但在落實上還存在很大問題。我曾經隨機調查過一些中小微企業(yè)，比如減免房租到底有沒有落實，他們給我的反饋是程序很繁瑣，最后都是望而卻步。

其實面對今天這種情況，我們應該拿出疫情期間那種勁頭，一個街道一個社區(qū)地去排查一下，里面有哪些個體工商戶、中小微企業(yè)，現況如何，這非常重要。了解情況后，地方政府才能出臺一些實實在在幫助他們解決問題的政策。

西方國家就很簡單，直接給每個家庭發(fā)一張支票。我最近看到一項研究，在疫情期間，歐美一些發(fā)達國家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增加的，比原來的趨勢線還要高一點，是往上走的，因為政府補貼到位了，所以整體的消費、支出能力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但中國的情況是在趨勢線以下，如果沒有疫情，我們的收入應該是增長的，但現在卻在往下走。顯然中國受到的影響特別大。

所以在疫后經濟、社會恢復時，沒有政府支持和補貼的情況下，你讓企業(yè)去增長，它首先要有一定的時間來消除這幾年中經受的損失和代價。

比如，我碰到一個賣燈具的店主，疫情期間他的商店就關門了。他說我損失慘重，因為手上有很多貨，投入了200萬，現在經濟又比較蕭條，所以沒有辦法，現在開專車，希望在這個時間段也不要閑著，先掙一點錢。但是要讓他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壓力很大。

所以我覺得，政府在財政上要有一定力度的支持，真正幫到需要幫助的家庭和中小微企業(yè)等。

觀察者網：2023年，發(fā)改委內部新設立了民營經濟發(fā)展局，作為促進民營經濟發(fā)展壯大的專門工作機構。首任局長魏東強調，該局的職責是服務，他們是“民企的娘家人，是自己人”。為什么之前沒有專門設立這樣一個機構，現在這個新機構可以為民企解決哪些問題？您對他們的“服務”有沒有什么具體建議或期待？

張軍：從中長期來說，如果民營企業(yè)希望在政策層面上有些什么調整或改變，他們可以去建言，有一個專門的機構來聽取民營企業(yè)的呼聲，發(fā)展局當然是有意義的。

但我覺得現在的問題是，發(fā)展局恐怕離大多數民營企業(yè)還是比較遠的。民營企業(yè)需要克服當前一些實實在在的困難，一些大的民營企業(yè)目前流動性都存在很大問題，中小微企業(yè)面臨的更是生存問題，他們本來就處在邊緣。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能夠直接幫到他們，這不是一個發(fā)展局就能做到的。我覺得發(fā)展局可能更像是一種姿態(tài)或者說一種象征，即中國對民營企業(yè)會倍加重視。

至于怎么幫到民營企業(yè)，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講的話題，我覺得政府相比于在基建領域花那么大代價，還不如直接幫助這些中小微企業(yè)和家庭等等。

我們正處在一個特殊時期，經濟遭遇疫情沖擊后，家庭的平均收入在下降，企業(yè)也是如此，整個社會的支出能力受到了巨大傷害。在這種情況下，首先要幫助它們恢復，回到基本正常的軌道之后，我們再去考慮中長期的事情。

現在如果總是考慮中長期的事情，就跟當前市場上這些最需要幫助的中小微企業(yè)、家庭等完全不在一個頻道上。你考慮的是中長期的事情，要花那么多錢去建那些未來若干年里才可能有用的東西，而這些急需幫助的經濟主體實際上卻沒有得到幫助。

2023年10月23日，蘇州一家企業(yè)的生產景象。圖自視覺中國

觀察者網：短期的政策要精準。

張軍：對，在疫后轉段的特殊時期，有限的資源要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有些中長期的事情可以緩一緩。

觀察者網：這些年來，中國經濟增速呈“L型”放緩趨勢，您之前在演講中提到，民企一方面要不斷適應經濟發(fā)展的新階段，另一方面也應該有國際化視野，加快“走出去”的步伐。為什么當下這個階段，全球布局對民企來說很重要？為了讓它們更好地走出去，在政策上可以做出哪些調整？您有什么建言？

張軍：其實過去10年，我們看到大量中國民營企業(yè)在往外走，這很正常，因為中國的相對優(yōu)勢在發(fā)生一些變化，比如勞動力變貴了，土地也變貴了，所以很多民營企業(yè)已經看到未來需要有全球格局，讓自己的產能分布更加合理。像我認識的一些浙江民營企業(yè)老板，比如做服裝的，他們很早就開始布局在東南亞的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