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石油可以帶來財富，卻不能帶來底層肌體的改變。巴列維看起來很美的“經(jīng)濟大躍進”把伊朗分裂成了窮人和富人兩個國家。社會不滿情緒在積累，世俗化改革嚴重削弱了宗教領袖的社會和政治地位，被認為背叛了伊斯蘭傳統(tǒng)，傳播了西方腐朽墮落的文化。

1979，宗教學者霍梅尼發(fā)動“伊斯蘭革命”，站出來反對國王的改革。巴列維被激怒，霍梅尼被流放國外，但其宗教精神領袖的地位沒有因此改變。伊朗國內反對國王的群眾運動越來越厲害，巴列維也不手軟，派出軍警血腥鎮(zhèn)壓，最后導致大規(guī)模沖突。軍方看見革命已經(jīng)箭在弦上，不再效忠國王，他只得自我流亡?；裘纺嵩诎偃f人的歡呼下返回伊朗，隨即就任了伊朗歷史上沒有過的新職位“最高領袖”。一個資源豐富、國際環(huán)境優(yōu)越的國家，終結于民粹，最終只得到一個神權國家。

埃及：納賽爾治下的極端主義魅影

那位茉莉花運動之后上臺的民選埃及總統(tǒng)，穆兄會出身的穆爾西，讓人險些想不起他的名字。因為上任僅一年，就被騷亂群眾和軍方送進了監(jiān)獄。穆兄會骨干紛紛被送進監(jiān)獄甚至暴死。

埃及的“革命”似乎只是增加了這個國家的苦難，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太陽底下無新鮮事，這句話在有些時候是真實的。埃及精英與民粹穆兄會的對立已經(jīng)綿延半個多世紀。

土耳其與伊朗，幾乎同一時期的兩個國家，同樣是政治強人與國家機器強行推動的世俗化改革，卻走向了不同的結局。如果說這兩個國家的成敗更多限于國內，那么埃及的現(xiàn)代化與伊斯蘭化的沖突，以至于納賽爾時期對穆兄會的打擊，直接導致了伊斯蘭極端主義鼻祖——庫特布的誕生。

二戰(zhàn)后，埃及人民掀起了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潮。1952年，以納賽爾為首的埃及自由軍官組織發(fā)動革命推翻了法魯克王朝。

1954年，納賽爾曾在埃及亞歷山大城的曼施亞廣場上遭到穆兄會成員刺殺，8聲槍響后屹立不倒，喊出“如果我死了，你們依然是納賽爾”。（資料圖）

此后，納賽爾提出關于埃及建立社會主義主張，這一系列方案被稱為“納賽爾主義”。他認為，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均可簡稱為“富足”和“正義”四個字，即“建立一個富足和正義的社會，一個勞動和社會均等的社會，一個生產的社會和福利的社會?！奔{賽爾執(zhí)政的1952年~1971年間，埃及開始大規(guī)模的國有化，全面干預經(jīng)濟。到1964年末，所有大企業(yè)和部分中型企業(yè)都已國有化。1953~1970年，埃及進行了兩次土地改革。可這些進程，都沒能使得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得以消減。

大刀闊斧的改革背景下，穆兄會在1954年和1965年遭受沉重打擊，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大批成員被逮捕和處決。

早在推翻法魯克王朝之時，出于對腐敗政府的憎惡，穆斯林兄弟會曾與納賽爾站在同一陣營。但世俗化畢竟和原教旨主義相去甚遠。兩者日益對立，激化的結果直接導致穆兄會成員對納賽爾的刺殺。有說法稱這次不成功的刺殺也可能是納賽爾自己策劃的。

反正納賽爾沒有死，而對穆斯林兄弟會的大逮捕開始了。穆斯林兄弟會領導層人員統(tǒng)統(tǒng)被送上非法法庭。穆兄會領導人及其8名成員判處了死刑，隨后又改判為無期。另外1100名穆斯林兄弟會成員也被收押入獄，還有1000人未經(jīng)起訴便被投入獄中。此后，納賽爾的世俗化道路也引起了原教旨主義發(fā)源國——沙特的敵視，他們暗中資助穆斯林兄弟會，企圖政變，推翻納賽爾。于是，納賽爾越發(fā)加緊了對穆兄會的逮捕和鎮(zhèn)壓。

鐵窗生涯使穆兄會日益地極端主義化，他們對埃及軍方精英人士的看法更明確：政治腐敗、缺乏信仰、本質上是非法執(zhí)政。其中，賽義德·庫特布，舊時教育部門的小官員，搖身一變成了穆斯林兄弟會宣傳部門的一把手。他開啟了一個更為激進、不妥協(xié)的伊斯蘭主義理論，修編的《里程碑1964沿途》一書激勵了好幾代的極端主義分子。

薩義德·庫特布

庫特布公開表示痛恨西方，直接將美國和美國白人定義為全人類的敵人。認為作為穆斯林，應該消滅白人，也要消滅美國。他所開創(chuàng)的名為“塔克菲爾”理論認為，穆斯林只要背叛了真主，行了不義的事情，也屬于可以消滅的對象。這一規(guī)定，將那些關押兄弟會成員的監(jiān)獄看守和納賽爾政府官員樹為了敵人。他最后說道，伊斯蘭的目標是在全世界建立人間天國，所有不屬于伊斯蘭思想的東西全部都加以消滅，為此要發(fā)動圣戰(zhàn)。關押十年后，庫特布被絞死。自此，為伊斯蘭教“殉道”的庫特布被推為圣徒。

庫特布的信徒接過他的火炬，在激進主義上越來越遠。庫特布本人沒有廣收門徒，但塔利班，拉登都是他的忠實信徒；基地組織的精神領袖扎瓦西里，巴勒斯坦極端派別“哈馬斯”的創(chuàng)始人亞辛等在內的各種組織掀起了一個又一個的極端運動，試圖將整個阿拉伯世界帶進“純凈的、傳統(tǒng)的”伊斯蘭世界。不過在庫特布與拉登之間，隔著結結實實的四十年冷戰(zhàn)。很難說塔利班就是庫特布的直接種子，不如說是國際政治、經(jīng)濟變化的結果，是世界革命與進步衰朽的后果。

直至今日，在中東這片廣袤的地帶，經(jīng)濟繁榮、社會動蕩、宗教勢力回潮仍在交錯上演。奧斯曼帝國、土耳其、伊朗乃至埃及，或成功或失敗，僅僅是世俗化進程的蜿蜒曲線——而《查理》事件就是這條線上醒目的一點。如果現(xiàn)代化勢所必然，那么不同民族、不同體制、不同的領導者對于國家而言是怎樣的變量關系？穆斯林們又該怎樣在時代的巨變中自處。

先知穆罕默德已逝，昔日振聾發(fā)聵圣訓只留下歷史峽谷中模糊的“回聲”。伊斯蘭民族只能自己尋找答案。不過，粗暴地套用世俗主義與神權主義對立的元敘事，并不能根本解釋阿拉伯國家的發(fā)展問題。從苦難中掙扎崛起的中國能給他們什么樣的經(jīng)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