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的精英階層也有著同質性的文化。但是，羅馬的同質性文化是世俗性的。羅馬的世俗性文化在基督教興起后受到了挑戰(zhàn)。基督教的教義和禮儀極其簡單，容易在平民中傳播，生命力很強。羅馬帝國根本就沒有能力加以鎮(zhèn)壓和撲滅。同時，羅馬帝國也很難將基督教樹立為像儒學一樣的帝國政治學說。這是因為基督教強調"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非常有損帝國權威的樹立。

同時，基督教還強調"因信稱義"（justification by faith），或者說只要相信上帝的都是上帝的子民。它因此而造就了一個超越羅馬帝國的認同感，減弱了人們對帝國的情感?；浇塘α康膲汛蟛坏龠M了羅馬帝國的滅亡，而且還為歐洲在羅馬帝國崩潰后達成統一加大了難度。在整個中世紀，天主教教廷一方面需要國家的保護，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國家力量變得太強大，從而侵蝕教會利益，歐洲就這樣在國家和宗教的合作和競爭中四分五裂，再也不能恢復昔日羅馬時代大一統的"輝煌"。

在中國，自漢武帝后，儒學始終保持著作為一個統治意識形態(tài)的優(yōu)勢。即使是在儒學相對式微的南北朝時代，如日中天的佛教也無法取代儒學而成為中國的統治意識形態(tài)。與儒學相比，佛教有著一種為統治階級所不喜歡的"佛祖面前人人平等"的情懷。況且，佛教追求來世輕視今世，難以與經世致用的儒學在政治層面進行競爭。這就是為什么當時北朝的統治者會從興佛轉向抑佛甚至是滅佛，為什么魏孝文帝會主動發(fā)起對自己族群文化的打擊，并著力提高儒學在北魏的統治地位。魏孝文帝的所作所為都在無意間為中國重新回歸大一統局面做了準備。

中國歷史上有著周期性的"朝代循環(huán)"。但是稍作考察我們就可以發(fā)現，這朝代循環(huán)的背后并不具有什么周期性規(guī)律。如果有什么規(guī)律的話，它應也是"一樣生百樣死"這樣一句俗話。中國每個朝代的倒臺原因非常不同，但是新的大一統局面形成的背后卻都有著相似的原因，那即是統治階級在上臺后馬上會發(fā)覺儒學是最為適合的統治意識形態(tài)，并且為了獲取政治穩(wěn)定他們必須取得儒家知識分子的支持。漢朝時就已形成的"儒法國家"政治形態(tài)就這樣在新的條件下不斷被"復制"，雖然這一復制在每一朝代都會因為受到當時的結構與人事的調節(jié)而顯得不盡相同。

就這樣，儒學為中華帝國提供了一個同質性的文化和認同感基礎，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古代帝國控制能力有限這一局限。儒學的存在使得帝國這一國家形態(tài)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發(fā)展出了一個難以逾越的高峰：古代中國有著強有力的國家，發(fā)達的官僚體制和精英層面上的認同感。除了當時的百姓尚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民族認同感外，中華帝國在很大程度上猶如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19世紀末以來，中國的歷史學家一般都會把中華帝國的這一形態(tài)看作是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桎梏。而現代的學者更會把諸如"反右"、"大饑荒"、"文革"等災難看作是由于中國長期大一統而帶來的"東方專制"文化的結果。其實，類似的災難性國家政策在德國、日本、前蘇聯、柬埔寨、伊拉克等等許多文化和歷史完全不同的國家中都發(fā)生過。它們構成了"現代化"的黑暗面，屬于后發(fā)展國家在帝國主義、民族主義和國內政治多重互動下走向極端的例子。

當然，由于有著長期大一統而帶來的強國家傳統，中國在錯誤和正確的道路上都會走得很快。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的國家能在將全國飛快地帶入史無前例的“大饑荒”和“文革”后，馬上又能把全民帶入一場致富運動，在世界上創(chuàng)造了另一種奇跡。

（本文原載于《文化縱橫》2009年12月刊，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