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賁蘭還在中國學校里遭遇了許多類似的文化沖突。比如家長們（大都是媽媽）總在微信群里極度熱情。老師在群里問家長是否有“龜兔賽跑”的演出服，立刻就有一群家長“秒回”：“有的！老師，您太辛苦啦！”“我有龜兔賽跑的衣服！”“我馬上就去買！老師，您太贊了！”“我還有青蛙、金魚和蝌蚪的衣服！”

被消息淹沒的朱賁蘭生怕自己表現(xiàn)不夠積極，趕快也跟了一條：“老師，我們馬上做！”

也有一些沖突帶來了倫理困境。盡管有明文規(guī)定禁止老師收禮，但她從其他家長那里得知，幼兒園里有個別老師會從家長那里接受被視為“安全”的禮物，比如進口紅酒、法國護手霜，以及裝有1萬元人民幣的禮品卡。

一名老師單獨向她提出，萊尼注意力不集中，豎笛吹得不好，老師可以在課外陪他練。這是否是暗示家長要額外付錢呢？在另一名家長的指點下，她注意到，這名老師每次讓孩子們排隊演出時，都不像其他老師那樣按身高排序，也沒有把表現(xiàn)最好的孩子排在最前面。這也許意味著，這名老師在按某種說不清的標準給孩子排序。

她和丈夫最終決定拒絕老師的“課外指導”。但她注意到，這名老師開始冷落萊尼，甚至在另一名愛搗蛋的孩子找不到演出鞋的時候，要求萊尼脫下自己的鞋子給那個孩子穿。她憤怒極了，直接去找這名老師對峙，老師這才作罷。

這些沖擊有些來自中美文化的差異，有些則來自少數(shù)人的特定行為。而在進一步調(diào)查中，朱賁蘭發(fā)現(xiàn)了中國教育的復雜多面。

朱賁蘭走訪的一所鄉(xiāng)村學校

在另一所相對更普通的幼兒園里，她觀察到老師是如何要求孩子們保持一致：無論是在椅子上坐好，筆直走路，還是畫出一模一樣的雨滴。有老師向她解釋說，班上孩子太多，不能隨心所欲，必須對他們有所“要求”。即便如此，她還是發(fā)現(xiàn)孩子們在以微小的方式自我表達，比如用手指比劃手槍，或是發(fā)出奇怪的聲響。

她也在兩個上海高中生身上看到了對教育截然不同的兩種態(tài)度：阿曼達一心想考美國大學，難以忍受國內(nèi)學校的壓抑，更愛自己讀尼采之類的西方著作；達西則從小就是優(yōu)秀的少先隊員、共青團員，又早早成為入黨積極分子，順利拿到了國內(nèi)頂尖大學的面試邀請。

她又跟隨在上海認識的按摩師來到安徽，在那里留守的兒子軍軍已經(jīng)放棄了希望，在距離中考還有100天的時候更愿意打手機游戲而不是學習，父母忙于工作、文化程度不高，對管教孩子束手無策。而她在河南認識的兩個中學女生因中考成績相差100多分，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一個進了高中，自信將能考上大學，另一個則在輾轉多份底薪工作后，當了一名按摩師。

以寫作者身份觀察這些現(xiàn)象的朱賁蘭表示，她希望對筆下的內(nèi)容保持公正和平衡，而不是一味偏向某一方或推銷某種特定觀念。這意味著從不同角度提問，試圖理解某個人或某個現(xiàn)象的背景，特別是中西方思維框架的差異。在她為本書采訪的人中，大約只有15%進入了最終的成稿。

美國家長的焦慮

《小戰(zhàn)士》一書去年9月在美國出版引起了大量媒體討論，爭議也隨之而來。

出乎朱賁蘭意料的是，人們對該書的反應各有不同，有時甚至截然相反。有人覺得她太親中國，也有人覺得她把中國寫得太負面，大家似乎都在拿這本書印證自己的觀點。

在她的理解中，這可能是因為人人都對教育有話可說。如果她寫的是中國農(nóng)村移民，那拿起這本書的讀者可能大都沒有過農(nóng)村移民的經(jīng)歷。而本書觸及的兒童教育卻是人人都體驗過，并且相當重視的。同時，中美比較的主題也存在意識形態(tài)因素，往往會激發(fā)讀者的情緒。

其實，在美國也不乏焦慮的家長。據(jù)朱賁蘭所知，美國不少家長（例如在硅谷、紐約、華盛頓的家長）也有自己的煩惱。他們意識到申請大學的競爭正變得越來越激烈，也越來越國際化。近來，又有一種論調(diào)稱，機器人可能在未來20年中搶走所有的工作。

“和以往相比，（美國家長）越來越感覺到他們現(xiàn)在處于一場零和博弈中?！彼f。

在她看來，如果把美國上中產(chǎn)階級家長和上海的同類家長相比，兩者的焦慮仍有所不同，美國家長或許覺得他們的孩子相對有更多選擇，而且生育多個孩子也可能避免家長把期望值全部壓在一個孩子身上。

不過，她觀察稱，中美經(jīng)濟條件不錯的家長在許多方面仍有許多相似之處，比如從孩子5歲起就忙于安排各種課外文體活動，讓孩子全面發(fā)展，找到孩子的某個才能并且盡早開始培養(yǎng)。

近來，由日本引進的“公文數(shù)學”在美國流行起來。她在去美國巡回演講時，就發(fā)現(xiàn)美國各地開起了培訓中心，有些孩子在放學后就去那里學習?！胺艑W了就去補習班，”她說，“所以其實我并沒有看到太多區(qū)別?！?

如何提高基礎教育質(zhì)量也始終是美國政策討論的熱點。美國前總統(tǒng)奧巴馬此前就呼吁將教師工資和學生表現(xiàn)相連，實行績優(yōu)報酬制。一些州也在過去幾十年中嘗試過這一政策，但成效不大，也帶來了諸多操作層面的爭議。而今，特朗普政府教育政策不明，甚至提出將教育部和勞動部合并，更引發(fā)了人們對政府教育投入的擔憂。

朱賁蘭總結說，美國主要有三大方面要向中國學習。首先是需要更尊重教師而不是在每件小事上都對他們吹毛求疵，并且給教師支付更高的薪水——目前美國公立學校教師的收入太低，跟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

其次，美國應該學習中國學校教數(shù)學的方法。中國小學有專職的數(shù)學老師，這意味著這些老師對如何給這一年齡段的孩子上課有著專門經(jīng)驗。而在美國，許多學校并沒有專職數(shù)學老師，同一人可能負責教兩三門學科。她表示，美國不少讀者尤其對書中關于波士頓和上海小學數(shù)學課的比較印象深刻，驚訝于上海小學生要學的數(shù)學知識比波士頓超前得多。

第三，她認為崇尚“快樂學習”的美國人應該吸取中國人的吃苦精神。有研究表明，中國教育告訴孩子學習本來就是一件艱難的事情，這反而讓中國孩子學得更好，因為在經(jīng)過努力后他們會記得更深刻。據(jù)她觀察，中國相對不像美國那樣強調(diào)孩子的智商，往往更愿意嘉獎那些努力學習后取得進步的孩子。

萊尼如今已長成為一個陽光男孩

但擅長教授知識的中國教育也有需要向美國學習的地方。她表示，自己書中的中國孩子們無論大小，如果想在學校做些與眾不同的“冒險舉動”，要么會被羞辱，要么會受懲罰，但原創(chuàng)思考能力卻是培養(yǎng)創(chuàng)造性的重要部分。

同時，孩子的好奇心也會有意無意地被扼殺。她在公園里看到，如果有孩子往河邊走，或者想撿起一塊石頭，家長往往會叫著“當心當心”阻止，認為太危險或太臟，但這其實抑制了孩子本能的好奇。而在學校，如果沒有選修課，學生就往往會被教導學一模一樣的東西，這同樣不利于創(chuàng)造力，而美國教育則恰恰格外擅長教孩子自主選擇。

一些中國學校正在嘗試改變。朱賁蘭表示，萊尼現(xiàn)在的小學就始終在思考如何調(diào)整課程安排，結合中西方教育的優(yōu)勢，一方面培養(yǎng)孩子的批判性思維能力、讓他們上選修課，一方面保留嚴格的數(shù)學和語文教育。這些嘗試能達到多少成功還不明確——什么時候需要老師在講臺上教學，什么時候需要孩子們小組討論自學，類似這樣的問題依然有待探索和討論。

萊尼如今還在接受雙語教育，應對“老外”的身份歸屬難題。說起兒子的努力，朱賁蘭在自豪中也有些不舍：“我們對他要求太多了?！?

至于如何讓兒子脫離中國的教育體系，她也想好了計劃：等到他的中文學好了以后，但要趕在他還有余地探索其他學習選擇的時間。

朱賁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