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冷靜期”的社會影響

從各國法律規(guī)定看，追求婚姻的穩(wěn)定性似乎是共識，但不能以國外有相似立法就認為我國實行離婚冷靜期就一定有其必要性和正當性，還應從我國的具體國情來考慮這一問題。

有沒有用，得看療效。

從離婚率的數(shù)據(jù)上看，離婚冷靜期似乎是有用的。根據(jù)民政部的數(shù)據(jù)，2020年全國離婚登記人數(shù)為373.3萬對，而2021年實施離婚冷靜期后，離婚登記人數(shù)下降至213.9萬對，同比下降了42.7%；2022年依法辦理離婚手續(xù)的人數(shù)為287.9萬對，2023年為259.3萬對。

但是，離婚率的下降不能等同于離婚冷靜期制度的成功，也不能抹去因實行離婚冷靜期制度產(chǎn)生的一些負面問題：

一是，允許一方在申請離婚登記后撤回離婚登記申請，是否違反誠實信用原則？

申請離婚登記的前提是雙方達成了離婚協(xié)議，雖然離婚協(xié)議未經(jīng)離婚登記不生效，但這依然是雙方就離婚達成的合意。允許一方撤回離婚登記申請，事實上允許一方反悔和違約。雖然離婚協(xié)議不適用普通合同法律制度，但是誠實信用應是包括婚姻法律制度在內(nèi)所有民事法律制度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則。

二是，離婚冷靜期增加了離婚登記的不確定性，讓離婚登記更加復雜和更不可預測。

離婚冷靜期事實上設計了兩次“反悔”的機會，一是提交離婚登記申請的三十日內(nèi)一方可以撤回，二是上述期限屆滿后三十日內(nèi)一方未到婚姻登記機關申領離婚證的，視為撤回。所以，實際上離婚冷靜期最長不是三十日，而是六十日。

達成離婚協(xié)議，本來是讓離婚可預期的，但是可以兩次“反悔”，增加了離婚的不確定性，讓登記離婚能否實現(xiàn)變得很不確定，客觀上增加了登記離婚的難度，也讓反悔一方在離婚上有了更多的主動權。

三是，離婚冷靜期間發(fā)生的法律問題難以處理。

例如，離婚冷靜期一方在另一方不同意的情況下與其發(fā)生性行為，是否構成強奸？因為婚姻仍處于有效期，婚內(nèi)強奸這一問題存在較大爭議。雖然，此前就有離婚判決未生效期間發(fā)生的婚內(nèi)強迫性行為構成強奸罪的案例，但離婚冷靜期能否參照，顯然增加了問題的復雜性和處理難度。

還有離婚冷靜期發(fā)生家暴，如何處理？當然，家暴是違法的，但是離婚冷靜期的存在至少使家暴的持續(xù)成為可能——離婚了就不是家暴，而是普通的人身傷害了。家暴只有零次和無數(shù)次。受害方想要離婚卻因離婚冷靜期的存在遲遲離不成，這使得離婚冷靜期可能成為施暴方繼續(xù)施暴的借口和受害方繼續(xù)忍受家暴的原因。

四是，離婚冷靜期可能使訴訟離婚成為更多的選擇。

因為離婚冷靜期的不確定性，使得當事人可能選擇向人民法院起訴離婚，由人民法院判決離婚或在訴前或訴中調解離婚，這從另一方面增加了離婚的成本。訴訟離婚的成本顯然比登記離婚的成本要高得多，而且按照第一次起訴離婚一般判不離的司法慣例，第二次起訴離婚需要間隔六個月，所以，訴訟離婚的等候時間遠不止六十天。所有不確定的權利狀態(tài)和法律關系都不是合理的，婚姻更是如此。

五是，離婚冷靜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婚姻已經(jīng)存在的問題，它可能是讓一個個名存實亡的婚姻繼續(xù)茍延殘喘，直到其“腦死亡”?！半x婚冷靜期”應對的是沖動離婚的問題，但沖動離婚不是離婚的主流，大多數(shù)中國人對待離婚還是相對謹慎的，而且沖動離婚也可通過復婚來修正。

·《婚姻登記條例》的修訂還需完善

離婚冷靜期存在的這些問題是應當引起我們注意和反思的，至少應當有一定的應對措施。但是此次《婚姻登記條例》的修訂在這一方面仍是空白，只是在加強結婚自由的同時繼續(xù)收緊離婚自由，如果這一修訂是為了應對離婚率和生育率低的社會問題，可能沒有太多作用。

此次《婚姻登記條例》修訂引發(fā)的討論，反映了社會公眾對結婚自由和離婚自由的看法和隱藏在背后的婚姻成本問題。離婚冷靜期制度實行以來，離婚率下降的同時結婚率和結婚數(shù)也在下降：2022年全國辦理結婚登記683.5萬對，比上年下降10.6％，結婚率為4.8‰，比上年下降0.6個千分點。盡管結婚率下降的原因復雜，離婚冷靜期可能僅是原因之一，但是離婚冷靜期客觀上增加了離婚的成本，確實將對結婚的意愿產(chǎn)生影響。

美國經(jīng)濟學家加里·S·貝克爾在其所著的《人類行為的經(jīng)濟分析》中指出，“預期的婚姻持續(xù)期愈長，婚姻收益就愈大，所以，人們希望的婚姻持續(xù)期愈長，例如，當離婚比較困難時，求偶者的尋找就愈仔細，結婚的時間就愈遲?！薄霸诿绹囊恍┲?，離婚在法律上比較困難，在那里，婦女中的已婚者比例較小?！?

在離婚冷靜期等婚姻制度的設計和實行上，我們不能僅僅追求或看重離婚率下降這一數(shù)據(jù)上的“成功”，而應該充分分析制度的利弊，關注人們的真實意愿和受到制度的影響，充分保障結婚自由和離婚自由，盡可能消除對婚姻的不利因素，更大程度地尊重個體對婚姻和生育的選擇。

唯有如此，我們才可能在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愿結婚、生育或不敢結婚、生育的社會背景下，找到解決結婚、生育問題的鑰匙，讓更多的年輕人在更有法律保障的情況下更愿意結婚、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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