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ub提要：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所長汪暉對俄羅斯研究提出三個觀點：首先，將對俄羅斯的研究放在全球格局中來考慮；其次解決好俄羅斯研究與蘇聯遺產的關系；第三是研究中俄關系與全球南方發(fā)展的問題。汪暉強調，中國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正在上升，“一帶一路”倡議不完全是地理上的擴展，更多是一種非領土連續(xù)性的戰(zhàn)略。

本文根據汪暉2024年11月29日在“重新認識俄羅斯”學術研討會的發(fā)言整理，會議由北京對話與《文化縱橫》雜志社共同主辦，北京對話受權發(fā)布如下：

汪暉在“重新認識俄羅斯”研討會上發(fā)言 北京對話

【文/ 汪暉】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將對俄羅斯的分析放在全球關系的格局中來理解？

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或國際關系，包括它的聯盟模式，以及它希望向哪個方向發(fā)展，實際上都不是單一取向，而是在不斷變化的。我個人認為，對俄羅斯的認識，及其在變動中的外交政策，不太可能迅速達成穩(wěn)定的共識。其實不僅是對俄羅斯這樣，坦率地說，中國也面臨著類似的情況。

另一方面，我注意到歐洲外交關系委員會（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簡稱ECFR）這個機構。幾年前，該機構的馬克·萊昂納德（Mark Leonard）等人曾出版過一本關于中國的書(注：What Does China Think)，后來又有了一個序列，后來他們發(fā)布第二輯叢書，再度訪問俄羅斯、德國和土耳其等國家，得出了一個重要的結論。

在他們編輯第一輯叢書時，全球化的浪潮讓各國看似都在朝著一個融合的方向前進，俄羅斯、土耳其都有強烈地加入歐洲或西方主導的全球體系的傾向，但到了編輯第二輯時，他們發(fā)現這些國家的思維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全球化的設想轉向了以各自為中心建立世界體系的思路。這一點在土耳其、俄羅斯乃至中國都有體現，歐洲內部也處于分裂的狀態(tài)。

馬克·萊昂納德（Mark Leonard），歐洲外交關系委員會主任、聯合創(chuàng)始人

歐洲內部也存在著不同的思潮。南歐地區(qū)和地中海沿線的國家，也開始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歐亞主義思想，并嘗試以此來塑造一個新的歐洲。這種思想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尚未十分顯著，但在學術界和外交領域，已有一些專家學者在探討這一方向，其中一些學者開始重新闡釋科耶夫的哲學，重塑他們的多元的拉丁歐洲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新的歐洲概念是開放的、面向亞洲的，某種程度上回歸了羅馬時代“多神論”式的歐洲觀念，而非單一基督教主導的模式。有位葡萄牙外交官最近發(fā)表了一部關于歐亞觀念的著作，就是在這一思路下展開的。

這些變化表明，俄羅斯、土耳其甚至中國在面對全球政治和經濟體系時，逐漸提出了自己以中心的世界觀，甚至歐洲內部也出現了不同的思考方向。在這一趨勢之下，我們如何將俄羅斯置于多重脈絡中來分析，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通三統(tǒng)”話題。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中國的俄羅斯研究中，如何處理與蘇聯遺產的關系。

普京試圖越過這個敘事，將當代俄羅斯更多地與前蘇聯時代的歷史相關聯。他在評價列寧和斯大林時，采取了一種不同的態(tài)度，對列寧的批評較多，而對斯大林的評價則較為肯定，一定程度上他看到了斯大林的蘇聯與俄羅斯歷史更多聯系，而列寧是一個例外。

普京的這一做法，旨在將俄羅斯塑造為一個脫離蘇聯陰影的現代化國家，但從中國學者的角度來看，這種“越過”蘇聯遺產的做法，對理解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歷史聯系帶來了困惑。

客觀來說，如果沒有蘇聯和俄羅斯的歷史背景，我們幾乎無法理解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中國和蘇聯的歷史聯系，聯盟（如朝鮮戰(zhàn)爭時期）、競爭（如越南戰(zhàn)爭時期）、合作和分裂，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以及民族問題的處理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如何處理中國與蘇聯及俄羅斯之間的這種歷史遺產，尤其是在普京對列寧與斯大林進行選擇性評價的背景下，對于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學術研究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課題。

紀念十月革命勝利27周年 法新社

這個問題值得深入探討，因為早期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之間有著密切聯系。在這一過程中，蘇聯的角色和影響力非常關鍵，而中國如何看待這一歷史遺產，特別是如何理解普京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成為了中國學者必須思考的問題。

在中國的民族研究領域，圍繞民族自決的討論已經變得非常激烈，逐漸形成了一種否定性的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是根據當前需求而來的。然而，如果我們回顧二十世紀的歷史脈絡，如何看待這一問題，仍然值得深入探討。

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探索“未來”往往通過回到過去去思考。我們實際上沒有完全告別二十世紀，這一時代在當代的余波和后果還在延續(xù)。二十世紀與當今時代有所不同，那一時代矛盾重重，但所有討論均指向未來。現實及其矛盾是在未來的視野中展開的，但在告別革命的思潮之后，這一方向逐漸消失，在快速的變遷中，除了利益關系之外，什么是未來是一個日益被懸置的問題，或者說，未來已經失去了魅力，這也導致了保守主義對過去意識形態(tài)的替代。

盡管我們把這一現象當成現實，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何理解這一現實，以及如何解釋這其中的“斷層”，依然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除了蘇聯的歷史問題之外，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遺產如何處理，也是一個需要思考的議題。蘇維埃式的革命并不單純是以蘇聯為中心的，1918年德國革命時期就是一個例子。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是全球性的現象。盡管我們主要關注蘇聯，但如何從全球視野觀察蘇維埃模式及其變體也應該提上日程。如何認識蘇聯，它不僅是俄羅斯歷史的斷層，也是我們知識體系中的一大斷層。

過去，蘇聯與中國關系密切，但今天我們在研究現代中國時，討論蘇聯的細節(jié)卻越來越少。當代學者討論中國的治理結構，經常上溯至中國歷史上的郡縣制及其與封建制的起伏消漲，這一認知脈絡十分重要，但即便如此，也很難越過二十世紀的變化。君主體制和共產黨體制不能混為一談，如果沒有這些現代組織，如何去理解20世紀至今的中國政治架構和社會形態(tài)？因此，關于蘇聯的歷史遺產和影響，這個話題對中國的認知非常重要。

第三點是關于全球南方的問題。全球南方的起點是什么？從概念來源來看，全球南方并不是中國提出的。最早是由法國人類學家提出的“第三世界”概念，“全球南方”這一術語是由美國左翼提出的。然而，客觀而言，如果沒有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第三世界”的概念就不可能如此廣泛傳播，而“三個世界”理論的提出與中蘇關系的變化關系很大。因此，概念的追溯在方法論上是一回事，但在現實世界中，它與有效的政治運作密切相關。

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主席會見贊比亞總統(tǒng)卡翁達，提出“三個世界”的劃分理論 湖南省人民政府

前幾天，一位南非學者給我寫信，詢問有關全球南方的采訪。他說，由于我是來自中國的學者，他希望聽聽關于中國和俄羅斯在全球南方的獨特位置的看法。這兩個國家在全球南方中極為特殊，以致經常有人提出中國是否屬于全球南方的問題。

對我們而言，是否或如何中國和俄羅斯視為全球南方的一部分的確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換句話說，全球南方的討論，不能僅僅是從地理角度去界定，也不能完全根據經濟發(fā)展水平來界定，盡管這兩個要素在理解南方時都很重要。

實際上，這一概念帶有強烈的運動性，且隨著世界政治形勢的變化不斷演化。全球南方的定位本身就具有流動性，并不可能在地緣上完全穩(wěn)定下來。其起源和發(fā)展與反殖民、反帝國主義有著深刻的關系。萬隆會議，以及不結盟運動，是一個重要的源頭。近年來，印度尼西亞再次牽頭組織類似的論壇，旨在重振這些傳統(tǒng)，并推動南方國家的合作。盡管印尼的召集力有限，但這種討論對南方國家來說依然有吸引力，因為這些論壇通常沒有大國的干預。

然而，歷史上如果沒有中國和蘇聯的支持，萬隆會議的影響力是不可能如此大的。從第二次萬隆會議的“破產”來看，這一局面與中蘇分裂密切相關。因此，全球南方的形成不僅與早期的反殖民、反帝國主義思潮相關，更與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歷史緊密相連。如果沒有理解這一關系，我們很難把握從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之間的演進過程。正如有人提到的，全球南方側重于發(fā)展問題，但近期的發(fā)展又逐漸擺脫單純的發(fā)展問題，轉向南方在全球的位置及影響力的構建。

周恩來總理在萬隆會議上發(fā)言 共產黨員網

我也注意到剛才提到的，俄羅斯和中國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問題。由于蘇聯的歷史影響，俄羅斯在一些南方國家的影響力大于中國，但隨著經濟規(guī)模的擴展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中國的影響力無疑更為突出。

最近我遇到一個國際組織的代表，他告訴我，他們在與非洲國家接觸時提到中國，發(fā)現現在非洲國家對中國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變化，他們對西方國家乃至一些國際組織對中國的批評不以為然，認為中國是在幫助他們，至少提供了新的選項。這讓我意識到，中國的影響力可能比我們想象的要大，中國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正在上升。

此外，“地理擴張”的話題，也讓我想到另一個問題。歐洲的擴展、俄羅斯的帝國主義擴張以及美國的門羅主義，都是以“自己為中心”的擴張歷史，而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則不完全是地理上的擴展，更多是一種非領土連續(xù)性的戰(zhàn)略。所謂路、帶、廊、橋，側重的是各主體間的互聯互通，這種擴展方式與傳統(tǒng)的大國擴張有很大的不同。我認為應該對這一方式背后的歷史資源進行理論性的闡釋，以使我們的實踐更加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