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開放民間交流以前，臺灣地區(qū)參加奧運的總成績就是前述這3枚獎牌，1988年在漢城奧運的獎牌數(shù)是0。彼時盡管同胞意識和中國意識尚存，臺灣當局也曾派出密使試探和談，但終究因為復雜的內外因素使得政治整合告吹。

可以說，絕大多數(shù)臺灣人中國意識折翼的高峰就在這時，其后便開始臺灣人中國意識的改造和異變時代，后者的物質條件卻是臺灣在冷戰(zhàn)年代依靠戒嚴和代工成長起來的“經濟奇跡”。

“正名”的精神背景

這種經濟成果到了蔣經國晚年以后，被加大宣傳為“民主成就”，后者是通過偷換概念，以政治優(yōu)越的包裝作為抗衡大陸的籌碼。更加上李登輝以降的30多年來向美國一面倒，而制衡臺海兩岸的美國又是這時期資本主義陣營的終極霸主，導致又一整代的臺灣人更加相信自己活在先進優(yōu)越的體系里。

同時，為了配合美日利用臺灣的政治博弈，以摧毀中華民族意識為目的的“本土化”大行其道。于是，“臺灣人不是中國人”的概念，疊合并加乘上述的“民主優(yōu)越”，成為最近30多年主流的政治信念──接受精神勝利的臺灣人相信，要維護“民主進步”的生活與價值，唯有反抗和遠離“專制落后”的中國符號與身份。

也就是說，兩蔣時代將臺灣塑造成一臺反共機器，讓臺灣人榮膺“中國正統(tǒng)”，后任者繼承這部機器，并通過移植美日制度和價值的方法，來修理和強化這部機器的內涵，接受精神改造的臺灣人相信，這部機器在國際上運轉不靈，完全是“中國打壓”的結果。

這個時期的兩岸經貿逐漸成為臺灣經濟成長的大部分，也是臺灣當局“去中國化”的最大阻礙。在物質與精神分裂的狀態(tài)下，超過三個世代的許多臺灣人在這30年內逐漸接受政治上的精神勞改，黃郁婷并非例外。

所以，臺灣“正名”運動者真正在意的并不是物質上的臺灣島，而是精神上的中國，尤其是內在于臺灣島的“中國”，“中國”成為他們精神痛苦的來源。內在的或外在的、精神的或物質的中國越是強大，他們的痛苦也就越強大，這無關民主或專制、和平或戰(zhàn)爭。他們既不接受“中國臺北”或“中華臺北”，也從未討論“中國臺灣”。

臺灣師范大學某位副教授向《德國之聲》表示，臺灣渴望被世界看到戰(zhàn)后至今的跨世代情感需求，“這種心理一直存在于臺灣的集體意識之中”。但這個說法恐怕背離史實，否則臺灣不會拒絕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圣火，也不會在今年冬奧會向世人演出時悶悶不樂。他們只是渴望世界看到臺灣“拒絕中國”、尤其是拒絕其內在的“中國”，而不是渴望臺灣被世界看到。

臺灣“正名”運動者認同的全球化，是“全球看到自己拒絕中國化”，如此而已。這才是異化后“臺灣的集體意識”。這樣就可以理解臺灣“正名”運動者的認知：奧運會是他們向世界表演自己拒絕中國化的舞臺，所以一定要參加；但他們關心的不是臺灣選手、臺灣成績，而是他們心中一直沒能拒絕成功的“中國”。這就是他們特別關心兩岸選手在奧運會對決的原因，去年東京奧運就是最好的例子。

曾任“東京奧運正名運動文宣部執(zhí)委”的朱孟庠說，“中華民國”以及“CHINA”都是從中國嫁接來的殖民符碼，造成臺灣人的“國家認同”混淆。

按照她的邏輯，拒絕中國的“去殖民”工作恐怕異常艱巨：除了上世紀中葉入臺的數(shù)百萬兩黃金、臺北的故宮博物院和大批神明廟宇之外，還包括他們先人和自己的姓名。于是，將這些“殖民符碼”清零之后，連“正名”的對象也沒了。

“要永遠做中國人”的紀政曾書寫過一頁奧運傳奇，“炎黃之光”的認同讓她支持并參與北京申奧，經過20年光景，竟是她在北京再度舉辦奧運的高光時刻，寄希望于元宇宙或能實現(xiàn)“正名”的場域。臺灣政治傷害運動員的典型，大概莫過于此吧。

新時代運動的展望

在《上海公報》簽署50周年之際，黃郁婷在北京冬奧賽場上不經意說出“就像在主場作戰(zhàn)一樣”的話，偶然與必然在歷史的現(xiàn)場對接起來。雖然她已表示將從冰雪運動退役，但在這個新時代里，或許她受到的精神傷害會比紀政更少，而對臺灣冰雪運動的貢獻卻更多。

北京冬奧新典范不僅是對冰雪運動而言，也是對國際政治的啟發(fā)。從《中俄新時代聯(lián)合聲明》來看，主權國家勢將反對美國霸權的干涉與破壞；亞歐陸權新興國家對自己的基本價值和利益，也將有能力抗擊海洋霸權國家的殖民式侵奪；英、日、美等政治化行為的海權國家集團則已見式微。

中國位處東亞而直面海洋，在歷史上既是陸權也是海權大國。北京冬奧開幕式的和平鴿和雪花，昭示著聯(lián)通與重整陸、海國家和平共處的新時代展望。

2022北京冬奧會。圖源：視覺中國

在這樣的新格局中看待臺北政壇的壓抑和焦慮，很容易理解李光耀生前的預言：勢不可擋的經濟整合，將讓精神改造后的臺灣人在兩岸發(fā)生重新統(tǒng)一時，更加痛苦，所謂統(tǒng)獨民調，對于臺灣前途毫無意義。

意思是說，那些掏空了內在中國的臺灣人，是給自己預約了一次不知刑期的精神勞改，才能重新認識與接受新的局面。那么，臺北政客的焦慮就是剩下的問題：究竟還有多少運動員將成為宣泄這種毫無意義的集體痛苦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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