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王銳】

在政治領域，人才選拔向來為一十分重要的內(nèi)容。如何能夠使具有從政能力的人脫穎而出，人盡其才，向來為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所時常思考。中國的政治組織成立甚早，從西周開始已有比較完備的官僚體系，戰(zhàn)國以降，郡縣制國家漸漸形成，一套日益完善的人才選拔與考核機制因之出現(xiàn)。

歷代統(tǒng)治者除非極度頑劣昏庸，皆希望能夠提拔較為優(yōu)秀的行政人才為己所用，以此保證政權穩(wěn)定，使國計民生俱受其善。到了近代，中國遭遇亙古少見的世變，許多行之已久的政治制度與行為準則受到極大沖擊，許多有識之士，對之進行反思甚至是抨擊，希望能借鑒域外經(jīng)驗，設計出一套能夠充分應對世變的新制度。

具體到人才選拔方面，不少知識分子目睹時代危機，開始對中國傳統(tǒng)的銓選制度大加抨擊，或認為在這套體制之下，所選出來的人學非所用，不諳政務；或是批判所謂銓選，乃是帝王為了一己之私而尋找奴才，民眾疾苦，彼輩毫不關心，而救濟之道，從幻想將周公借之以致太平的《周禮》行之于今，到主張將西方的議院引進禹域，及至干脆砸碎國家機器，徑直實行無政府主義，各種主張，層出不窮，既反映了近代知識分子對國事的極度焦慮，又顯現(xiàn)出近代世變之下，世局與思想的混亂與紛繁。

作為一位“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不但直接經(jīng)歷了從戊戌變法開始的一系列政治風波，而且寫下了大量討論政治的文章，提出一系列自己的治國主張，他的許多言論，獨抒心得，迥異時流，雖然在當時難得有實踐機會，甚至因與“風氣”不合而遭來不少非議，但是今日回頭再看，其可資借鑒思考之處著實不少，關于人才選拔的主張便是其中之一。

一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民主思想逐漸被人們熟知，一二有心之士便開始對照西學，從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發(fā)掘相關言論，希望能尋找出中國自己的“民主”思想，其中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一書受到了時人極大的表彰。黃氏此書，對明朝的政治體制痛加批評，認為君主權力過大，相關的牽制力量付之闕如，乃是導致明朝滅亡的主因之一，因此力陳地方學校等機構的重要性，希望使天下輿論出之于民間，人才良莠一本于“公論”。

由于此書所言，與啟蒙運動以來的西方民主思想有相似之處，因此近代許多知識分子對之甚為青睞，將黃宗羲視為中國的盧梭，《明夷待訪錄》看成中國的《社會契約論》。章太炎在青年時代亦曾對黃氏頗為推崇，在寫于戊戌變法前夕的《興浙會序》里，他感慨“吾未見圣智摹慮如黃太沖者也。”不過到了1906年東渡日本之后，出于對世變與學變的反思，他遂開始重新定位黃宗羲的思想。

在章太炎看來，黃宗羲主張?zhí)Ц吲c擴大學校的地位，使之不只是教育人才之所，還應是社會輿論的中心，這一主張弊病極多。因為欲討論政治得失與人才良莠，則必須先做到對刑名制度與民間利病知之甚詳，否則難免流于主觀，而這些因素，恰恰是社會閱歷相對匱乏的學校生員所不太具備的。并且他們因為長期往來互動，彼此氣味相投者甚多，那么他們對于人才的評價，便極易變?yōu)榛ハ啻蹬?，形成朋黨之勢，這反而是對客觀認識人才的一大障礙。

此外章太炎還指出，黃宗羲主張人才選拔讓學校輿論參與其中，那么作為專門銓選人才的吏部便會大權旁落，而吏部銓選，雖然也會有各種弊病，但畢竟有客觀的條例與標準可行，并且考核之時，乃是以官員的過去的業(yè)績作為主要參考。而若憑借各種輿論作為尺度，那么客觀標準便難以形成，導致賢良與否，無法真正界定，只是純憑口說，如此不但難以選拔出真正有行政能力的人才，甚至非常容易使善于借夸夸其談來博取眾譽者有空隙可鉆，這樣會造成各級官吏不去實干力行，而是大花心思去制造“面子工程”。

以上觀點，章太炎主要在《非黃》一文里進行了具體闡釋。這篇文章雖然表面上是在批評黃宗羲，以及借表彰黃宗羲來達到現(xiàn)實政治目的梁啟超、楊度等鼓吹憲政的立憲派，但是更深一層來看，章太炎在“非黃”的同時，其實是在對另一位中國古代思想家韓非進行闡揚。

韓非以及整個法家學說，自從儒家被奉為官學以來，一直受到儒生們的批評，認為其刻薄寡恩。歷代統(tǒng)治者雖多因襲其術，但往往是“只做不說”。而到了近代，人們出于對西方民主與法治的理解，更將法家學說視為專制者幫兇，將其價值抹殺。如清末負責新刑律修訂的沈家本，便極力區(qū)別法家的“法治”與西方意義上的“法治”之區(qū)別，認為前者之“法”純?yōu)榕懊窭?。而在章太炎看來，集法家大成的韓非對于人才選拔之主張，其可為當下借鑒者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