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王若愚】

9月19日，香港特別行政區(qū)選舉委員會舉行界別分組選舉，這是香港新選舉制度下三場選舉中的首次實踐。這場選舉將為今年12月19日舉行的第七屆立法會選舉，以及明年3月27日舉行的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打下基礎。

稍早前，有香港媒體報道，香港選舉委員會將限制香港富豪家族們在該機構的政治影響力，這些香港的“大家族”未來各自最多只能有2名成員出任選委會委員。

香港“大家族”未來各自最多只能有2名成員出任選舉委員會委員，截圖來自《南華早報》

自2019年“修例風波”后，中央打出了兩張治理香港的“王牌”，分別是出臺香港國安法、重構以選委會為中心的選舉制度。選舉制度重塑后，選委會功能和角色發(fā)生深刻變革，限制富豪的影響力便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兩種選舉”的邏輯歸一

香港回歸以來，對特區(qū)影響最大的有兩種選舉，其一是特首選舉，其二是立法會選舉。

雖然在“行政主導”體制下，特首是特別行政區(qū)和特別行政區(qū)政府的“雙首長”，但由于回歸前港英政府的“大刀闊斧改革”，立法會權力大增，立法對行政產(chǎn)生了較大的牽絆限制作用。一個最明顯的例證就是，特區(qū)政府提出的一些重大法案、重要改革措施，屢屢在立法會遭到阻礙而無法實施。

回歸20多年來，香港選舉制度經(jīng)歷了一個不斷發(fā)展完善的過程，這兩種選舉逐步形成了兩種不同的邏輯。

特首由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候選，再由選舉委員會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并報中央政府任命?；貧w初期，選舉委員會的前身推選委員會共由400人組成，后來才分階段增加至800人、1200人。2017年選舉時，1200人共分為4個界別38個組別。

立法會在1998年首屆選舉時有60個議席，發(fā)展到2016年選舉時增至70個議席，其中30席由功能界別選舉產(chǎn)生，5席為“超級區(qū)議員”，35席由地區(qū)直選產(chǎn)生。

兩種選舉的區(qū)別何在？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分析指出，過去特首的選舉基礎多來自于香港社會中上層，偏重于富豪階層，而立法會的選舉基礎則偏重中下層。這就使得經(jīng)兩種途徑選舉產(chǎn)生的特首、立法會議員，在階層基礎和利益訴求上有一定的差別，這也成為行政與立法關系緊張的原因之一。改革后的選舉制度，實現(xiàn)了兩種選舉的大部分功能的合一，也將實現(xiàn)兩種選舉邏輯的歸一。

在筆者看來，在新的選舉制度的基礎上，再限制富豪家族出任選委會委員的數(shù)量，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顯著優(yōu)點：

一是使特首決策能夠突破商界利益束縛。

以往的選舉委員會成員偏重于包括富豪階層在內(nèi)的商界，使得特首在提出競選綱領和施政過程中，難免向商界的利益傾斜。隨著富豪階層在選委會的名額受限，特首施政將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商界利益的羈絆，更加專注于經(jīng)濟發(fā)展和民生福祉。

香港第二任特首曾蔭權，曾與富豪交往密切，因被判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而入獄服刑。2017年服刑完畢后，香港終審法院撤銷其判決。圖源：港媒

二是實現(xiàn)了行政權和立法權社會基礎的合二為一，這有利于緩解此前曾長期緊張的行政和立法關系，產(chǎn)生良性互動和建設性的監(jiān)督，使得特區(qū)政府的各項議案在立法會通過的幾率提高，政府施政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壓力和阻力。

三是增加的名額主要傾向于基層，使得基層和青年人在行政和立法中的話語權上升，倒逼特區(qū)政府施政要盡可能地照顧到他們的利益，如采取多種措施加強住房等保障。這樣更有利于維護社會公平，長遠來看，也可以逐步減少香港社會的貧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