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觀察者網 劉惠】

觀察者網：文一教授，您之前研究的是宏觀經濟學，為什么會轉向科學史特別是科學革命的研究？您最新的研究理論和成果是什么？

文一：我一直在高校和美國聯(lián)邦儲備銀行從事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轉向對科學史和“科學革命”這個李約瑟之謎的研究是緣于一個困惑。

大家知道李約瑟之謎有兩個方面：一是為什么“工業(yè)革命”發(fā)生在18到19世紀的西方而不是東方；二是為什么“科學革命”發(fā)生在17到18世紀的西方而不是東方。

我的《偉大的中國工業(yè)革命》一書只是探討了“工業(yè)革命”這一面，但是沒有回答“科學革命”這個方面的李約瑟之謎。

這個方面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為科學革命是“西方中心論”和新制度經濟學的最后堡壘；它是如此硬核，以至于迄今為止反對“西方中心論”最得力的西方歷史學家和最卓越的“東方主義”學者[包括詹姆斯?布勞特（J.M. Blaut）、唐納德?拉赫（Donald Lach）、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W. Said）、馬丁·貝爾納（Martin Bernal）、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阿布·盧格霍德（Janet Abu-Lughod）、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王國斌（R.Bin Wong）、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丹尼斯?弗萊恩（Dennis Flynn）、馬立博（Robert Marks）、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杰克?古迪（Jack Goody）、彼得·弗蘭科潘（Peter Frankopan）、歐陽泰（Tonio Andrade）]等都盡力回避它。

在我看來李約瑟之問的這個方面必須回答，它的謎底必須揭曉。如果其答案的確是因為西方文明的古老制度基因和文化基因才自然導致了科學革命在歐洲文藝復興以后的爆發(fā)，那么非西方文明就不能只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虛情假意、搞半拉子工程；而是必須全面擁抱孕育了近代科學的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的核心要素，才能完成思想啟蒙和現(xiàn)代化，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成為無愧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成員。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問題就大了。

通過多年的研究，我形成了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和答案，也就是我在《科學革命的密碼——槍炮、戰(zhàn)爭和西方崛起之謎》這本書所要闡述的。這本書中所引用的浩瀚史料雖然主要是二手資料，其錯誤在所難免，但是我對我的基本判斷和基于這些史料而形成的歷史觀是有信心的，因此希望能夠拋磚引玉，激勵更多的學者投入到這個研究方向來。

《科學革命的密碼——槍炮、戰(zhàn)爭與西方崛起之謎》

目前學術界對于科學革命為什么爆發(fā)在西方而非東方的解釋，有好幾種相互關聯(lián)的流行“理論”。而我書中的結論與這些流行觀點背道而馳。

比如一種流行理論認為是古希臘公理體系與中世紀歐洲一神教經院哲學刨根問底的理性思維相結合，產生了17世紀的牛頓力學革命。按照這個理論，中國因為自古就沒有產生古希臘數(shù)學那樣的公理體系和一神教那樣的宗教信仰，以及中世紀那樣的亞里士多德經院哲學傳統(tǒng)，因此不可能產生科學革命。

這個理論面對的巨大挑戰(zhàn)之一是：為什么同樣是繼承和吸收了古希臘公理體系與數(shù)學知識和猶太-基督一神論傳統(tǒng)的拜占庭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卻并沒有能夠產生牛頓經典力學革命和拉瓦錫化學革命？

另一種流行理論認為，雖然拜占庭的羅馬天主教（東正教）和中東地區(qū)的伊斯蘭教都具備一神論的特點，但是由于它們都不像路德和加爾文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那樣支持“思想自由”，而是依靠經院哲學和宗教教條壓制思想自由，因此不可能產生科學革命。

這個理論也面臨至少兩大挑戰(zhàn)：挑戰(zhàn)之一是路德和加爾文的新教都是排斥科學的，他們都激烈反對當時的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的新思維和哥白尼的日心說理論。挑戰(zhàn)之二是，無論是伽利略的經典力學理論還是拉瓦錫的氧氣燃燒理論，都恰好分別誕生在保守的天主教占統(tǒng)治地位的意大利和路易十五與路易十六統(tǒng)治下的法國，而不是開明的新教占統(tǒng)治地位的荷蘭、瑞典或德國北部的城邦國家。為什么？

還有一種流行的解釋科學革命的理論，基于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在1953年提出的一個觀點：“西方科學的發(fā)展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希臘哲學家發(fā)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發(fā)現(xiàn)通過系統(tǒng)的實驗有可能找出因果關系（文藝復興）。在我看來，人們不必對中國的賢哲沒有走出這兩步感到驚奇。人類居然作出了這些發(fā)現(xiàn)，才是令人驚奇的。”

這是目前為止解釋科學革命較為“客觀公正”的視角，但愛因斯坦這個觀點所提供的理由仍然很不充分，面臨諸多問題和挑戰(zhàn)：

首先，18世紀的化學革命雖然與實驗有關，但與古希臘數(shù)學沒有絲毫關系。況且物理學巨匠牛頓本人花費整個后半生用實驗方法去研究化學現(xiàn)象，卻一事無成、鎩羽而歸，徒有卓越的邏輯思維頭腦和微積分這個極其先進的數(shù)學工具。而化學革命恰恰是由法國火藥局局長和杰出的煉金術士拉瓦錫引爆的，而且比牛頓的經典力學革命晚了整整一個世紀。為什么？

其次，究竟什么是文藝復興以后才開啟的科學實驗傳統(tǒng)？人們喜歡引用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句話：“知識就是力量?！蹦敲促だ酝ㄟ^反復測量鐵球在斜面滾動的實驗，究竟想要獲得何種力量？是想獲得上帝造人的力量？還是想獲得別的力量，比如精確預測炮彈在重力作用下何時何地按何種路徑準確命中目標的力量？

而且問題在于，雖然培根提出了系統(tǒng)觀察和實驗的方法論，但近代物理學的實驗傳統(tǒng)并不是由培根所在的新教國家（英國）開啟的，反而是在天主教統(tǒng)治下的意大利開啟的，是由伽利略和早他一百多年的前輩（比如塔塔格利亞）這些天主教徒開啟的。那么為什么伽利略和他的前輩們會開啟這樣一個科學實驗傳統(tǒng)呢？這個實驗傳統(tǒng)背后的動機究竟是什么呢？是企圖用數(shù)學與實驗證明上帝的存在，還是有某種更加世俗的實用主義動機？

第三，古希臘文化和數(shù)學古籍被拜占庭帝國保存得好好的，那為什么延續(xù)上千年的拜占庭希臘文明（公元330-1453）卻沒有發(fā)展出近代科學？而要等到伽利略的出現(xiàn)？伽利略所處的時代究竟為科學發(fā)展和科學革命的爆發(fā)提供了哪些古希臘所不具備的社會條件？

答案顯然不在于“文藝復興”時期的翻譯運動本身——因為它不外乎將阿拉伯文獻中的古希臘知識翻譯成拉丁文而已，而拜占庭的希臘人卻不需要通過這種翻譯就能閱讀古希臘數(shù)學文獻。

答案也不在于北歐的宗教改革運動——因為伽利略并沒有受到新教的影響，而且一直是在天主教占統(tǒng)治地位的意大利生活、工作、學習和研究。

伽利略所畢生關注的焦點之一，恰好是計算和理解不同重量的球體如何在不同傾角的斜面按不同速度滾動，以及鐵球如何在地球重力作用下做拋物線運動的彈道學問題，以便從中獲得拋射物體運動規(guī)律的認識突破。為什么？

這就迫使我們回到戰(zhàn)爭，回到伽利略所處的充滿戰(zhàn)火的“炮彈（鐵球）滿天飛”的文藝復興時代。

事實上，伽利略在其經典名著《關于兩門新科學的對話》開宗明義昭示了“科學革命”的“戰(zhàn)爭密碼”：“……威尼斯人在著名的兵工廠里進行的經常性活動，特別是包含力學的那部分工作，對好學的人提出了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域?！院闷娴奈?，常常訪問這些地方，純粹是為了觀察那部分人的工作而帶來的愉悅?！?